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世界各地已陆续开始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作为当年的战争发起者、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十分自然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不带半点扭捏，也没有任何尴尬。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德国已经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战争罪责”在德国绝不是一个讳言的话题，近年来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之举更让人看到德意志人惯有的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前工业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共和国的发展，并要对纳粹上台负责[vi]。1966年，拉尔夫·达伦多夫完成了《德国的社会与民主》一书，将批判性“独特道路”理论推上了顶峰。他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由民主的原则在德国只能找到如此少的朋友？这个原则在其他国家则受到欢迎；现在也是如此。其他国家中很少出现民主在德国的情况。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德国堵住了民主进入自由之路？”他接下去写到：“我们需要解释，是什么阻碍了德国民主制度的历史？”[vii]
很明显，这是一种以检讨战争罪责为核心的历史观。它使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利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真剖析了德国走上战争之路的制度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向德意志人提出了“检讨民族性格问题”。
当然，这种历史观在德国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早在1950年代，保守派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就强调，没有必要检讨德意志民族的问题，罪责应由希特勒个人承担[viii]。批判史学派则对此进行了猛烈回击。汉斯·罗森贝格直斥右翼观点极端“肤浅与幼稚”[ix]。
1970年代后，这种批判性的“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逐渐成为德国史学界的主流，也被作为“第三帝国史”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汉斯－乌尔里希·塔默（Hans-Ulrich Thamer）直言不讳地指出，“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并没有如1918年那样回归民族仇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学会了自我批评，检讨提问的方式”[x]。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近20年来，这种批判史观也遭到了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并非来自右翼，而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不仅如此，这些挑战还反映了一些历史学家力图找回民族尊严、维护民族自豪感的努力。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批判史观既忽视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也忽视了德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xi]；另一些学者则力图进行一些综合，海尔格·格莱宾提出德国历史上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白色的”，它产生于1848年革命，包括了南德的立宪主义，历经帝国、魏玛一直连续到抵抗运动；一条是“黑色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对于启蒙运动的回避，对于英法的敌视以及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私心理等。她也责备了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并首先提出了德国历史中民族－民主的连续性，所以纳粹主义“只是打破而非摧毁了这种连续性”[xii]。
批判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们则依然坚守立场。科卡在柏林墙倒塌之际接受采访时，就坚决表示“再也没有独特道路了”，以此同“非西方化”（Entwestlichung）的倾向作斗争[xiii]。

二、“日常生活史”：历史视野的扩大
 
历史研究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历史本身，却能让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1970年代“日常生活史”的兴起，对第三帝国史研究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既可以梳理战争罪责问题，又适当维护了民族尊严。
1945年后，占领当局曾发起“再教育运动”与“非纳粹化运动”，帮助德国民众认识第三帝国。这种教育让德国人陷入到一种激烈的内心冲突中。一方面他们惊讶于“纳粹屠犹”的血淋淋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民族性格缺陷”的判词。
这种矛盾在1950年代的“清白国防军神话”争论中表露无疑。所谓“清白国防军神话”是指国防军在发动战争与屠犹问题上都是无辜的，他们只是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希望籍此捍卫德国军队的清白。1944年7月20日军官政变亦是明证。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决予以驳斥，通过大量证据表明，国防军是如何介入到纳粹阴谋中，并积极为战争做准备。
这一争论在“日常生活史”兴起之后，才开始变得更为理性化。汉斯－乌尔里希·塔默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军队同纳粹之间并非一开始就勾结在一起，军队内部也有不同分歧。这种事实说明，国防军并不清白，但是也不能因此一概否定其中存在过的“抵抗精神”[xiv]。也正是因为这样，2004年，德国国内才大张旗鼓地纪念“7·20起义”60周年。
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战争罪责应该如何分摊？
最初人们直接将责任推给“希特勒”。将希特勒妖魔化，是推卸责任、证明德意志民族无辜的最好方式。其次，人们将矛头对准纳粹党或极端右翼分子，认为他们才是战争狂、屠杀者。直到1970年代，德国人才逐渐承认，尽管有抵抗运动，尽管普通人并不能阻挡屠犹发生，然而整个民族仍然应该在希特勒上台问题上承担责任。
在这一认识进程中，历史学家马丁·布罗萨特承担的“巴伐利亚研究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研究项目分析了纳粹党老巢巴伐利亚地区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域民众对于纳粹夺权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活动，从中检讨了普通人对于纳粹体制横行的责任，也厘清了普通人在血腥屠杀事件中的清白。[xv]
“日常生活史”研究扩大了历史视野，它希望人们理解，历史不幸形成的真正原因，并帮助当事人认清历史真相。例如最近德国史学界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儿童下乡”（Kinderlandverschickung）也是这种意图的体现。
1940年，由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