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社会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官本位文化，它把人分为泾渭分明的许多等级(简单来说可分官和民两个等级)，不仅明确规定了等级之间的差别，而且从思想体系上予以理论化，神圣化；——“‘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日不安分!…”；以及“…不是睢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么?…不是‘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么?…”。这种把人划分为高低贵贱以及官高民低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最黑暗的方面之一，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其他很多弊端与缺陷都与此有直接联系。

　　官高民低思想的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官员在其职权范围内拥有无限的权力，活脱脱成了一个土皇帝，由此必然导致官员的贪横暴虐和百姓的民不聊生，这一点是历史上很多次民变和改朝换代的直接原因。官高民低思想的第二个直接后果是禁锢思想，实行彻底的愚民政策，轻视甚至排斥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又是造成中国失去领先地位，进而愚昧落后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官员们为了维护其优越和特权，一方面实施残酷的压制政策，另一方面实行彻底的愚民政策，百姓和读书人若敢于怀疑和质疑则称之为“异端邪说”，实行严酷的文字狱。他们实行愚民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就是科举制度；只考八股文，出题也仅限于经过“圣人”点评的四书五经；同时，将国民的思想禁锢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严重地淤塞了民智。对于其他一切的科学技术，他们抱着所谓“君子不为”的态度，轻视、阻碍甚至排斥其发展。官高民低思想的第三个直接后果是对国民心理的摧残和扭曲，结果形成一种以阿Q精神为代表的畸型国民心态。阿Q身上集中了三种国民性：其一为奴性，它表现为：在主人面前好像奴才的奴才，而在比自己弱小的人面前就好像主人的主人，在与自己平等的人面前，他总觉得比别人高一等，从来不会平等地待人。其二为精神胜利法，拥有此法宝的人永远不会失败。什么失败经它一处理，立刻转变为胜利，什么耻辱经它一加工马上变为荣耀。阿Q就是这样战胜了赵太爷和假洋鬼子。第三为麻木性，表现为对他人不幸的幸灾乐祸，把惨痛的事当作好玩的把戏看。鲁迅先生对此无比痛心疾首，曾在很多文章中进行过批判。如阿Q眉飞色舞地讲述杀革命党，华老栓买人血馒头，《藤野先生》中写到的一群中国人围观日本兵杀中国人，以及在《太平歌》中悲愤写下的“…‘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等。这些心态即使在现代中国人中也并不罕见。对此，我们必须彻底地予以揭露和批判，挖掘出其思想上文化上的根源，以期彻底消除它，重塑新的国民精神。否则，没有先进的国民，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也将只能是一句空话。

　　总之，要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首先必须有先进的国民；要有先进的国民，则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客观的评价，保存和发扬其优点和宝贵之处，尤其要克服其中的缺点和黑暗之处。如以上所说的官本位主义思想和阿Q精神，是和我们所努力的目标格格不入的，我们必须从它的历史文化根源上人手，使其消极作用充分为全体国民所认识，才能使之无所遁形。同时，切实抓好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设，使人民手中拥有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才能真正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切实保证法治精神的实施。而这些都需要我们大力弘扬鲁迅文化批判的勇气，清醒、深刻、彻底和不妥协的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自尊自强，永远向上。这正是鲁迅精神在现代中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