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之部将格日利特(Ke relto)率领其部属到此，现今的霍尔人(hor)约为这些人的后裔。格日利特死后，化作大力精灵，居住郭隆(佑宁寺所在地，是土族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山岩上，他对嘉色活佛(佑宁寺创建者)显示了自身着“索呼”(即蒙古)装束之法相，(嘉色)因指命(格日利特之幽灵)为那里的土神。

    笔者曾经翻阅过地方志书，在康敷铭所纂《青海志》中，列有关于清代蒙古部驻牧分布图。其中对于互助、大通有关的蒙古族驻防地记载道:

    木勒郡王，居大通八宝山双峨博附近郭莽寺(曾名法海寺、广惠寺等，是清朝雍正年间救封的格鲁派寺院之一);木勒扎萨克居大通木勒;布喀公居大通木勒;角乃扎萨克居大通木勒;丹巴扎萨克居大通木勒，海南行哇有地;哈尔盖贝子居大通境内;哈力哈扎萨克居大通木勒。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大通、互助等土族聚居地区在元、明、清直至民国初年，始终属蒙古和硕特各部驻牧的范围。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蒙古族与当地的世居土著的渊源，尤其是不同民族间的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会使彼此接触的民族文化产生某种程度的融合和涵化或文化互渗(acculturation )。典型的案例为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五屯”土族地区。“五屯”的土族社区非常特殊，长期在藏文化包围之中，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孤岛，加之与周围藏族的频繁、持续的接触，不可避免地使当地文化烙上藏文化的印记。“五屯”土族从宗教、服饰、语言、日常习俗等已经部分被藏文化同化，其从心理上自认为是藏族，甚至年轻人对自己究竟是土族还是藏族，边界非常模糊、似是而非。鉴此，本案的丰台沟村一部分村民自认为是蒙古族，是有一定的原因，毕竟此地在历史上一直属大通县管辖，也是蒙古和硕特部的诸王公、贝勒的封牧之地。

    另据民国八年铅印本《大通县志》，“大通土族东六堡一千二百三十四户”，俗称“土民”。互助等地当时均属大通县所辖，而此地历史沿革也是时废时兴，变化无常。祁连山南北麓地区自古就是一条民族走廊，许多业已消逝的民族曾相互接触、彼此交流与汇聚并融合。文化间的影响也是相互重叠、交叉且发生部分或全部的文化涵化。语言也许已经消失殆尽，但是习俗、宗教、服饰和历史记忆仍旧或多或少得以延续。

    丰台沟村土族村民的历史记忆中之所以烙上蒙古族的印迹，与历史传说具有一定的关系。民间传说，成吉思汗的部将格日利特带兵来到今互助县一带，因故在索卜滩(意为蒙古滩)驻留。不久，格日利特病死，其部属便留驻当地并和当地的霍尔人通婚，蕃衍而成土族。1604年，佑宁寺落成，格日利特被追封为“尼达”(地方保护神)，铸铜像供奉。〔‘〕

    也有些学者对此看法不一，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吐谷浑说。吐谷浑说最早见于 1929年《蒙藏周报》刊《青海各民族记略》一文。1935年张其的在西宁讲演，在其《青海之山川人物》一文中提出吐谷浑“其遗留于青海者，当为土人成分之一”。}z0〕之前的一些外国学者如史禄国等的研究则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得出土族是蒙古族或与东胡有一定渊源的结论。

此外，陈寄生、卫惠林、顾领刚、举一之、周伟洲、幸存文、李文实、吕建福、曲青山等，分别从家谱世系、土族的自称和他称、民风民俗、丧葬礼仪、民族关系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论证土族与吐谷浑的渊源关系。

    然而，在土族农村社区田野调查的结果则与之不同，即吐谷浑说在民间没有基础。历史记忆之链在此断缺抑或消失?窃以为，正史的确可信，但有时野史轶闻诚也不可多得，相得益彰才是正途。笔者曾经在2004,2005年前后数次到青海的互助、民和与同仁等土族社区，采用人户访谈、回访、问卷等调查方法，试图在民间土族群众中找到关于本族族源吐谷浑说的蛛丝马迹，遗憾的是往往一次次无功而返。更多的调查所获显示，土族却与蒙古族、藏族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宗教认同(信仰藏传佛教)、民族服饰、语言、生计方式和日常习俗等，互助土族的文化认同更多倾向于蒙古、藏族。但是在身份认同上却有明确的本族取向，这与同仁“五屯”土族社区有着明显的差异。“五屯”土族的身份认同是相对模糊的、含糊不清，抑或族群的边界是流动不居的。当然，这与地缘环境的特殊性及居住格局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