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村史与民族史——以丰台沟村为个案的村庄志文本分析(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重视民间家族历史记忆的口述史传承,可以从某一个侧面说明或补充正史记载的不详或不足,再辅之家族谱碟等为佐证,不失为考察群体迁徙史口述文本的方法之一。前述青海汉族家族来自南京的传说文本,虽具有一定的史事背景,但是,青海汉族中的多数应是明初“从征”屯戍西北诸卫所的将士,他们大多来自江淮一带,如洪武三年及其后,邓愈克河州,降西番;耿炳文经略青海惶中;冯胜经略河西等,他们起自淮泅,而且所统率的军士,尤以乡党为多,10余万军户驻留河惶、挑眠、河西、安多、河州、乌思藏等地诸卫所,故有相沿传承的祖源“南京人”的传说和历史记忆。

    如上所述,丰台沟村叶家与姜家原本同属汉族,但是姜家因与当地土族通婚,后代演变为地地道道的土族。叶家祖上曾与藏族结亲,但是后代却只与汉人通婚,所以其民族身份始终没有改变。当然,近年来上庄叶家也娶有下庄姜家的土族女子,其子代的身份也发生变化,成为土族。然而,这种因族际通婚而发生的民族身份改变的情况并没有普遍性。

    此外,杂揉相处的居住格局也便利了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其结果,一部分汉人变为少数民族,而一部分少数民族变为汉人。汉人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不断吸收、容纳其他少数民族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而华夏族本身,又是由各个少数民族互相同化、互相融合而形成的。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变化中,包括民族成分的变化或族属身份的选择性改变都有可能,所以少数民族可以变为汉族,汉族也可以变为少数民族。类似的案例不仅在北方有,在中国的南方也时有发生。《隋书·地理志后叙》记载:

    南郡、夷陵、竟陵、涌阳、沉陵、清江、襄阳、春陵,汉乐、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

    这一番描述,不但使人看到了一幅民族分布图,而且呈现出一张民族融合、民族同化的进程表。川汉人向四周发展,一方面促使少数民族汉化,另一方面也为汉人的少数民族化提供了便利。鉴此,地处偏乡僻壤的河惶地区大量的汉人融人当地少数民族(如土族、藏族、回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东乡族等),也在情理之中,当然,也有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的个案。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彼此交融、杂揉的民族迁徙史和民族融合史,使得古代很多民族逐渐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消失,却又使得很多新的民族慢慢形成和逐渐壮大。所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间的相互涵化、文化认同的现实充分说明了族际接触与选择性交流、交往的史事。

    就东祁土司而言,本是蒙古族,在元朝时,始祖朵儿只失结为甘肃行省右垂,明洪武四年(1371年)授指挥金事职;子端竹于洪武二十九年(13%年)袭职,赐姓祁;至十世孙祁秉忠以功提督蓟辽;至清代,秉忠之子祁国屏于顺治二年(1645年)归附,九年(1652年)袭指挥同知职,以后住在乐都县北四里胜番沟,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曾有土舍、土民一千多户,男女三千多人。其他如西祁土司、东祁土司、纳土司、汪土司等也与蒙古族有密切相关,只是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逐渐与蒙古族分化而转为土族,其风俗、习惯、语言等一切习俗皆同土族,这种民族族属身份转变的历史,就是族际融合、民族同化的现实例证。

    西祁土司,本是蒙古族,元朝时,其始祖祁贡哥星吉为甘肃省理问所官,明洪武元年(1368年)归附,封为副千户,世袭。

    据考,汪土司(始祖南木哥,土人)世袭指挥金事,辖11庄,家传19人;纳土司(始祖沙密,西番人)世袭指挥使,辖5庄,传19人。吉土司(始祖吉保,土人)世袭指挥金事,辖6庄,传20人。冶土司(始祖薛都尔丁,畏吾尔人)元时甘肃行省金事,世袭指挥金事,辖1庄,传18人。甘土司(始祖帖木录,土人)元时百户,世袭指挥金事,辖2庄,传19人。朱土司(始祖虫L铁木,土人)世袭指挥金事,辖2庄,传17人。辛土司(始祖朵力虫L,土人)世袭百户,辖3庄,传18人。喇土司(始祖哈喇反,土人)世袭指挥金事,辖2庄,传巧人。鲁土司(始祖巩卜失加,蒙古人)世袭指挥使,辖甘肃庄浪数十庄,传19人。

    一般而言,那些不同族群或民族的人群一旦有了接触,便会发生互相学习、互相通婚、互相融合、互相同化的现象,而在社会动荡时期或改朝换代期间,人们随意迁徙、流浪或移动,使得这种杂居揉合的局面更加易于发生。汉人向四方扩张,动乱时期流民蜂拥外迁的结果,彻底打破了原先的四夷、中原的纯地理概念,南蛮、北狄、西戎、东胡等族体概念也开始出现大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即形成所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融人,使得一种生理学的种族概念解体,.}理上、体质上的特点反而变得不很重要了。文化认同竟然一跃而成为区分彼此的标志和界限,地域认同观的改变,使得民族或族群的边界外延,也使得文化多元成为可能。语言借用和语言兼用的现象日益普遍,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区域的族际文化互渗和文化融合,进一步使得文化相互影响,文化传播、传布成为趋势,具体表现在宗教认同的多元、多源性特点进一步加强,如河惶地区藏传佛教的引人,原始宗教如苯教、萨满教的遗俗及汉传佛教、民间道教信仰等的共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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