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礼义虽为天地、人间秩序的根本，但需要君子的发现、制定和运用。所以，作为人伦之一父子之亲的孝道，当然也是由君子圣人制作编定而成的，礼义是形成孝道的根源。他明确地说：
　　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
　　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
　　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
　　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
因此，孝亲之情并不是人性的自然发扬，而是践行礼义的结果。他假托尧舜答问日：“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所以，只有以礼义限制、教化众庶，才能孝亲、忠君。可见孝亲、忠君的道德行为乃是后天形成的，是圣人君子师法教化的结果。因此，历史上孝子的典型都是礼义限制、教化而形成的，他说：“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由此，荀子主张以礼义教化众庶，使之“趋孝弟(悌)”，这与孟子的“申之以孝悌之义”的思想是相契合的。荀子认为：民不孝亲敬上，是由于统治者疏于教化的结果，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所以，“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在《宥坐》篇中，荀子还假托孔子表述自己的观点：　
　　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
孟荀以孝教化众庶的观点为《孝经》所继承，经《孝经》的提升和渲染，“孝”在中国传统社会成为众教之本。
　　综上，荀子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认为孝不是出于人的血缘亲情之爱，而是由君子圣人制作编定的礼义而形成的，这一思想与孔、孟是根本有别的。
　　
　　二、从义不从父
　　
　　荀子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当时封建制度已经确立，出现了封建大一统的趋势。荀子的思想正是为封建大一统统治秩序的确立提供理论依据的，所以荀子思想的核心是“礼”，而“孝”也源于礼，因此，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孝”并不占重要地位，他如同曾子一样给“孝”划分了三个档次。这就是：“人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这里荀子认为对君、父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并不是孝，只有坚持原则，服从道义，以道义为行为标准，以免亲情陷入不仁不义，才是真正的“大孝”：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以父。”此之谓也。
　　这里的道义是指符合封建统治秩序的道德标准。可见孔、曾、孟、荀划分“孝子”的标准是不同的，孔子重在“敬”亲，曾子重在“顺”亲，孟子重在“养”亲，他们谈“孝”都是以维护血缘亲情为中心的。而荀子谈“孝”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中心的，是以符合封建统治秩序的道义为价值判断的。“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荀子所处的时代，封建统治秩序已基本确立，道德教化的根本任务，在于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所以荀子十分强调“孝”要服从于封建的统治秩序的需要，要从义不从父，从义高于从父，但同时又对从义不从父做了严格的规定，认为只有三种情形下才能这样做：
　　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
　　荀子首先以维护父母生命安全为要务，因此，荀子反对私斗，骂这些人连猪狗都不如，这是因为：
　　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
　　其次，“从义不从父”可以使父母荣耀，可以使自己得到身心修养。荀子认为：“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以至身敬、辞逊、色顺等都不难做到，难的是像虞舜、孝已等人在“孝而亲不爱”情形下仍能循道行义，勉力而行，使父母因之荣耀，使自己得到身心修养，但荀子认为这非圣人所不能为：“故劳苦雕萃而能无失其敬，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则不幸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非仁人莫能行。”从“从义不从父”，从义高于从父的最高原则出发，荀子认为孝子不仅要从义不从父，还应对其父母的不义进行抗争。他借孔子之口说：
　　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
　　一味地从父，决非孝子之行。相反，只有当父母出现不义时，进行积极的抗争，才是孝子之行。从孔子的“几谏”到曾子的“谏而不逆”，再到孟子反对父子“责善”，这里都是以维护血缘亲情为前提，从而使父避免过错，陷入不义而进行谏争。而荀子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前提的，因此与曾子的“谏而不逆”、孟子反对父子间“责善”相反，荀子力主谏诤，认为争是孝子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义不从父”，据理力争，这是荀子孝道中最有特色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