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改革开放;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新时期为科学地研究孔子和儒学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1978年8月12日庞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提出重新评价孔子的问题,此后全国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性文章,到1984年9月26日到29日在曲阜召开全国孔子讨论全,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表明研究孔子与儒学的新热潮己经在全国范围形成。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儒学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大陆学术界对现当代新儒学的研究,成就斐然。这一研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开始的。门户打开以后,海外学者,首先是海外华裔学者,继而是境外港台两地学者纷纷来内地讲学,接着,他们的论文、著作陆续被引进,这当然只是外缘。内在的原因,则是内地学者反思“五四”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伤害,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的儒学研究在50至70年代前期这2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由于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的影响,干扰,因此进展甚微,对于孔子或儒学批判多于继承,把不少学者的精力无意义的耗损于“检讨自己”或“革命批判”的运动中去,无暇认真研究传统文化和儒学中的继承问题。所以,严格来说,在这个时期没有写出多少有价值的研究性论文和专著。改革开放以后,学术文化工作领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学术思想极其活跃,学术环境比较适宜。因此,儒学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观念更新较快,取得了一批具有相当质量和水平的研究成果。

　　方克立教授和李锦全教授出版了《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两辑、还出版了“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专人与专题研究系列。除《学案》、“辑要丛书”外,还有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新儒家八大家集”(八种),封祖盛与景海峰编的《当代新儒家》、罗义俊编著《评新儒家》及罗义俊与陈克艰编的《理性与生命》等。最为重要的是全集的编纂与出版。《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马一浮集》、《三松堂(冯友兰)全集》、《马一浮先生遗稿续编》、萧萐父与汤一介二先生主编的“熊十力论著集”,萧萐父与郭齐勇合编的《熊十力全集》、牟宗三先生的著作“讲座系列”数种和巨著《心体与性体》等。

　　二、现代儒学的主要思想观点及主流代表人物

　　1.蒋庆先生——儒学复兴论(本位论)的代表人物

　　蒋庆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系统里,一切现代社会的困难和困惑都可以找到对策。他说,从1912年,或者更早以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载体的儒学被中国人自己逐出了公共领域,中国人盲目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化,西方文化成了中国的文化主流,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按照自己文化解释自己历史与解释西方、解释世界的能力。蒋庆认为这就是儒家说的“以夷变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剧!

　　蒋庆先生认为,儒学是希望的学说,儒学追求的是社会和谐、宇宙太和与世界大同的希望,儒学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人类良知上。但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抛弃儒学转向西方的学说寻找希望,把中国人的希望建立在西方的学说上。然而,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冲突消亡,中国人才恍然觉悟,西方的学说并没有给中国人提供真正的希望,中国人又一次陷入没有希望的痛苦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因为儒学就是希望之学,儒学能够给现代的中国人提供希望,指明理想,即提供社会和谐、宇宙太和与世界大同的希望,指明王道德治的理想。儒学提供的希望理想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生命信仰与历史信念上的真正的希望与理想。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复兴儒学才能重建中国人的希望,激发中国人的理想,才能为中国今后的历史提供意义与动力。

　　2.李泽厚——西体中用论的代表人物

　　李泽厚是中国大陆80年代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儒学四期说”。“儒学四期”的风貌,是期待某种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正如第二期有不同于董仲舒却仍具汉代特色的王符、仲长统、荀说、杨雄、王充以及何休、郑康成等人一样,第三期有不同于周、张、程、朱的王安石(尊孟)、邵“雍等人一样,四期儒学至少可以有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和美学哲学等不同取向。这些不同取向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也有矛盾和冲突。它们相反相成,正好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丰腴面相。

　　总括起来,“儒学四期说”将以工具本体(科技一社会发展的“外王”)和心理本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圣”)为根本基础,重视个体生存的独特性、阐释自由直观(“以美启真”)、自由意志(“以美储善”),和自由享受(实现个体自然潜能),重新建构“内圣外王之道”,以充满情感的“天地国亲师”的宗教性道德,范导(而不规定)自由主义理性原则的社会性道德,来承续中国“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一个世界”、“度的艺术”的悠长传统。

　　3、张岱年——马克思辩证论代表人物

　　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象、特点和规律。研究文化问题,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张岱年先生在这方面见解独到,别树一帜,他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又指出:“文化是发展的”,而这种发展“都是符合辩证法的。”正因为文化领域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所以,“研究文化问题,当用科学方法,然而于一般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外,还须用对理法,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对理法”,就是唯物辩证法。

　　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探讨,在30年代他的文化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丰富、深化和发展。这表明,他在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上,自觉地坚持认识辩证法。不仅对文化哲学问题这一客体作唯物辩证法的分析,而且主体自身的认识过程和认识方法也遵循着唯物辩证法,他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

　　4、方克立——创新综合论代表人物

　　方立克先生把现代新儒学放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中来定位的,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来观察、认识80年代的文化论争,即认为当时的论争主要是发生在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三派之间。方先生认同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主张,并将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在多篇文章和谈话中都表示既不赞成文化激进主义,也不赞成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认同文化的综合创新主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