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 键 词 科举考试 中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为此后北方边疆各族政权仿行科举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代因袭辽、宋科举制度，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始设科取士。在迁都燕京（1153年）之前，参加科举者主要是汉人和契丹人。迁都后，金世宗把科举引入女真族内部，于大定四年（1164年）专设“策论进士”，创立女真进士科。颁行用女真文翻译的儒经，用女真大、小字进行考试。规定女真人45岁以下参加科举考试者需增加射箭考试；女真人录取比例高于汉人，享有种族特权。金朝共举行科举考试40余次，赐进士1万人以上，而乡贡起家者不下四五万人［7］。在女真族的崛起地黑龙江会宁府，不仅设有女真学，也选拔了不少女真进士。据有的学者检索《金史》所得，就有籍隶会宁府及其附近的女真进士10人［9］。另据台湾学者统计，从世宗到金亡，女真官吏拥有进士身份者有49人可考，其中包括出土的《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所载女真进士姓名30人中的1名［10］。尽管女真进士科的取士人数不多，但它在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科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金朝为多民族国家分学、分科取士开了先河，在文化没有达到真正统一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兼顾到国内各民族的利益，对选拔不同民族当中的杰出人才，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文化发展，加强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统治是起一定进步作用的。”［11］金代的文化教育政策和科举考试制度，对元、清两朝的教育与科举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在仁宗人庆元年（1144年），普遍设立学校，次年创立太学。1147年仿行中原科举制度，创立唱名取仕法，实行殿试，并设立童子科。其后，西夏继续推行科举考试，选拔了不少人才。如桓宗赵纯祐天庆十年（1203年）三月，策试进士。“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及，擢大都督府主。”［12］后来，遵顼成为西夏第八代皇帝。权鼎雄也是天庆年间考中进士，并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后任吏部尚书、左枢密使。西夏灭亡前二年（1225年），仍举行科举。史载：“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第。”[12］高氏一门，“世仕夏国”［13］，“曾大父西夏进士第一人。”其本人，“举进士第二人，报道怀艺”[14］。入元后，高智耀专领汉、夏诸儒之事。西夏统治者所推行的教育与科举措施，促进了党项贵族与汉族的文化融合和社会发展。上个世纪初，在原属西夏的黑城（今内蒙额济纳旗）曾发掘大批西夏文献，其中有译自汉文的《孝经》、《论语》、《左传》、《孟子》、《类林》、《贞观政要》等经史著作，以及西夏文《西夏诗集》、字典、韵书等。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西夏末期儒学文化的发达情况［15］。
　　元代初年仿照金制，分策论、经义、词赋三科取士。后虽停考，但任用宋、金进士颇多。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恢复科举取士。元代科举实行右榜、左榜取士，开科十六次，共录取进士1139人，蒙古、色目进士约近500人①。萧启庆指出：“从族群与文化观点言之，蒙古、色目与汉族属于不同民族，文化亦互相歧异。元朝科举却是以汉文与汉学为考试内容，蒙古、色目人必须熟谙汉文与汉学始有登第之可能，因而能否登第与其族群之文化背景及汉化快慢之间有密切的关联。而家族婚姻关系对其子弟汉化程度及登科的概率具有重要影响。”［16］据对现可考知的240名蒙古、色目进士之仕宦、族群分布和婚姻关系所作的实证研究表明，在34名蒙古进士中，其部族或氏族分布颇为平均；而89名色目各族进士中，畏兀、回回、唐古三族约占族别可考色目进士的84.3％，在科举中占优势地位。各族产生进士之多寡，显然反映该族汉化的深浅。对于元统元年（1333年）蒙古、色目进士的婚姻关系统计显示，蒙古进士之母为汉族者占总人数的68.2％，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妻子更高达71.45％；色目进士母亲为汉族者占54.5％，妻子为汉族者则为50％。可见，蒙古、色目进士出身之家庭，多与汉族家庭尤其是士族联姻，汉族妇女往往教导或鼓励子孙读书应举，有助于这些家庭在科举中成功；而蒙古、色目进士与其他蒙古、色目士人联姻亦有助于家庭科举传统之开始与延续。“从文化观点来说，蒙古、色目进士则是其族群中汉化最深的一群。”［16］
　　科举考试对于民族文化融合的促进作用，在回族文化教育演进中得到明显反映。早在唐宋时期，就有回族先民参加科举考试。元代回回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及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回回人除了随蒙军迁入中原者，还有唐宋时代“番客”、“胡商”的后裔，后者早已高度汉化。元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蒲里翰、至顺元年（1330年）进士马原景都是出身于这类老回回家族。马原景的祖先在宋代登进士者10人，武探花1人，早已是一个科第家族［16］。元代统治者建立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监，在科举考试中优待回回人，从而刺激了回回人对汉文化的学习。在科举制影响下，回回人开始创办以汉文化为主的“学舍”，涌现出一批通晓儒学的人才［17］。明清时期，回族士人读书应举者日益增多，产生了众多的回族进士与举人。通过儒学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整合作用，回族在语言、思想和习俗上逐渐接受了汉语和儒家文化。
　　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清政权，受汉文化影响，入关前即实行八旗科举。据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七“八旗科目”条记载，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在关外开“八旗科”，取中“蒙古习蒙书者博特（或作俄博特）、石岱、苏鲁木三人”，“均赐举人”。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六年，也举行过“八旗科”。值得注意的是，“关外科举表面满、蒙、汉文艺并重，而在后金（清）政权中实际应用的却是满语满文”。关外科举考试，加速了辽东汉人的满化进程［18］。入主中原后，清承明制，在全国推广科举考试。为适应满、蒙少数民族的选才需要，一度建立八旗乡、会试制度，实行满汉分榜考试。此外，为八旗子弟特设翻译科。这些举措促进了满、蒙民族的教育发展与文化融合。清代后期，在东北边疆地区和内地满族集聚地，已形成一些颇有文化影响的满、蒙科举世家［19］。据房兆楹等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记载，自雍正元年（1723年）牧可登及第起，至清末废科举，旗籍蒙古族士人参加过70余科考试，共取中149名进士（不包括武科和翻译科进士）［20］。另据美国学者明思溥的相关统计，宣统二年（1910年）410个科举出身的朝臣疆吏和其他大官中，50个是满洲人，3个是亲王，另有15个蒙古八旗人和14个汉军八旗人［21］。八旗科举出身官员占全部高级官员人数的20％，而满蒙旗人科举出身的官员则约占旗人官员总数的83％。由于汉文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普及，关内的满人逐渐被汉化，而忘却了本族的语言文字。
　　在西南和台湾等少数民族地区，明清时期就开始设立学校，推行科举考试。清中叶后，开始增加边疆省份的科举中额。雍正年间在贵州、广西、湖南等地府州县学专设苗童、瑶童等名额，一般为一学校一二名，专收少数民族子弟。在土家族地区，清政府建立考棚，实行“多取土童”的政策［22］。此后，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才辈出。以广西临桂县为例，从顺治八年（1651年）到乾隆九年（1744年）的三十五科中，该县考取进士18人，而自乾隆十年到嘉庆七年（1802年）的二十七科中，则考取进士34人，自嘉庆二十五年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更是出了四名状元［23］。科举考试的推广，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