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论，科举考试也发挥了重要的文化整合功能。
  在唐代，中国文化教育繁盛，吸引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华留学，或参加科举考试。日本政府先后派出19次遣唐使，包括留学生和留学僧，前来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科学文化、佛教学说和典章制度。唐、宋时期，在科举中优待异国举子，“特设保障名额，或放宽条件，或单独别试，录取宾贡进士。”［24］一些日本人、朝鲜人、波斯人、犹太人曾在华考中进士。如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717年随遣唐使来到长安，入读太学，后来考中进士。元代高丽士人则以乡贡的身份应中国科举，共有9人登进士第［25］。
　　科举促进外来民族文化融合，开封犹太人的事例最为典型。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顽强地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特性；但自北宋中叶以后五六十年间移居中国开封开始，由于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对犹太文化的强力渗透，600年间犹太人基本上被汉族文化所同化。科举考试的方式和命题的范围，“使得走上科举道路的开封犹太人从童年起就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思想和智慧束缚在《四书》《五经》之中”；“经历很多代后，他们的思想、思维方式、情趣、操守可以说是十分正统的汉文化了。同时，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一旦金榜题名，显赫的社会地位、特权、财富都随之而来。这种平等竞争的发迹道路是生活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所没有的。”［26］在中国犹太人中，曾出过不少进士、举人和秀才。明清以后，这些犹太人基本上不再从事商业活动。以赵映乘为例，清顺治二年中举，丙戌科进士，官至福建汀漳兵巡道按察司副史，清帝因此给其父封典，并在开封犹太会堂为其题匾。康熙初年，赵映斗于教寺前殿窗旁题有一副联语：“识得天地君亲师，不远道德正路；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圣贤源头。”［27］科举和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犹太人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具有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多重功能，影响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任何一项大规模考试制度，都具有一定的文化选择机制，发挥着文化整合功能。科举考试因其延续时间久，实施范围广，社会控制力强，涉及民族众多，其文化整合功能特别显明。在科举制潜在而持久的作用下，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化逐渐与汉字文化、儒学文化相融合。在文化整合过程中，科举制自身也打上了各民族文化的烙印，形成独特的考试形式，为中国考试文化发展增添新的色彩。
　　科举演化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它表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先进思想与学术文化，通过考试制度的筛选、组合与强化，能够普及到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阶层，促进主流文化的传播、交流和融合。儒学和汉字通过科举考试，逐渐为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所接受。这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当然，无庸讳言，由于儒学文化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也使得科举考试在考试内容与形式上存在一些弊端。特别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不断强化的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趋于僵化，对各级教育的负面影响增多，阻碍了新的科学文化的引入与发展。及至晚清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涌入，科举考试内容虽发生了某些变革，但总体而言，它无法实现对西学的整合。这是科举制度走向衰微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对于科举考试在历史上所发挥的文化整合的积极功能，我们应予以肯定。科举考试促进儒学教育在我国边疆地区和东亚的传播与普及，功不可没。更为重要的是，科举选士作一种机制，它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余秋雨认为，文明就是保护人类创造的一种秩序，中国社会长期保持着有序状态，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科举制的长期实行。“通过科举，儒家文明作为主干传了下来，无数人用生命去支撑它，年年代代有人在背诵、在研究。儒家文明有了无数的传承者，社会就有序了，社会秩序后面又保留了精神秩序。”［28］
　　在21世纪世界文明的演化中，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儒学和汉字文化的当代价值逐渐为国人、世人所重视。与此相连，汉语水平考试、公务员考试和各类教育考试也不断升温。这决不仅仅是单纯的考试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文化的重新崛起。不管人们是否自觉意识到，实际上，现实中的各类考试正在发挥着新的文化整合功能。这是科举考试文化研究留下的深刻的历史启示。
　　
　　注释：
　　①此据萧启庆的统计，见其文《元代蒙古色目进士背景的分析》，台湾《汉学研究》第十八卷第一期，2000年6月。另据桂栖鹏统计，元代进士总数为1200人，他考述了61名色目进士、18名蒙古进士人的事迹。参见《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5、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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