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联系在一起，认为“君不君，臣不臣”的社会现实都是由于名实的颠倒，因此他把“正名”看作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核心，提出通过“正名”来重建旧礼制：“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作为一个积极投身社会改革的活动家，孔子所要正的“名”，无非是一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同时也包括对礼仪制度是否名实相符的关注。一次他谈到季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是64人的舞乐，本是西周天子用的，而身为天子下面的大夫季氏竟用64人在庭院中奏乐舞蹈，享受了他不该享受的待遇，就是一种冒犯，在孔子看来当然是“不可忍”的。孔子甚至看到一种盛酒器皿不像古代的样子，也很感慨地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荀子也极力地反对“以名乱实”、“以名乱名”和“以实乱名”的现象。不是正“理”而是正“名”，不是循实责名而是循名责实，其中体现了伦理权力的重要。
　　出于一种对于传播冒犯“礼”的界限的担忧和恐惧，儒家是不提倡言说的。孔子说：“天何言哉，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他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如果擅长辞令，善于察言观色，必然缺乏仁厚之心。他还认为：“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他甚至认为：“刚毅木讷近仁。”因此，中国的传统是重“少言”、“精言”，轻“多言”、“滥言”，讲究慎言，推崇沉默是金。所谓慎言，就是说话要谨慎。曾国藩说：“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诚，勿言；无益于世，勿言；损益相兼，勿言；后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袭言；非吾力所及，勿轻言。”此“六禁”者，是帝制中国士大夫阶层道德自律的重要内容。一些在民众中流行的俗语也体现出许多反对多言的观念，如“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临头让三分”，“饱经世故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等等。这与鼓励“言谈”的西方文化明显不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口头辩论被给予了极高的地位，辩论培养的是公民，它为决策提供了一种政体模式，同时也提供了修辞和辩论艺术的教化，培养了个性、教育和政治生活等与古希腊理想息息相关的记忆术。西方有一句口头语，叫做“大声地思考”，要求人们把脑子里思考的内容有效地表达出来，把思考过程语言化，至于这种思考是否成熟、是否具有一定深度则是次要的问题。声音引发着辩论，给人们带来的是一个辩论和记忆的舞台。“话语置于有组织的面对面之中，这就对希腊人构成远不止理论游戏的一种真正的理智工具：支持和推翻一个证明，通过正题或反题进行证明，对他们来讲是面对听者引出宝贵真情的最好途径”。所以，西方人把人际沟通看得很重，碰到问题习惯于将所有有关的人集合起来，大家共同讨论，找出问题的症结。这样每个人都能坐在会议桌前，去了解别人也让别人了解自己。与此相对，中国人弥补错误常常主张自我检查，“内察”和“自省”，认为这是一种自觉性与主动性的表现，是总结经验的最高原则。这是东西方不同传播观造成的结果，也是形成文明差别的重要原因。
　　对言语的轻视也同样表现在对雅俗文化的态度上。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被士大夫阶层视为“雅”的大致有这样几种：诗、词、歌、赋等。除此之外，诸如传奇、话本、小说、戏曲等等便大都是“俗”文化。可以看出，所谓俗文化主要以言说为主，而雅文化则以书写为主。按照儒家的标准，诉诸文字的东西不但要讲求简洁或者是韵律，更重要的，是诉诸文字的东西应该节制、严肃，讲求格调并有所承担。因此以小说为例，虽然它从广泛流传于民间并深受普通群众喜爱的说书话本演变而来，但由于这些话本、小说里充斥着街头俚语，市井槛言，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小说从未登上过所谓的“大雅之堂”。不但如此，由于《三国演义》宣扬计谋，《水浒传》提倡造反，《西游记》描写鬼怪，《红楼梦》申说儿女情长，这都有悖儒家的纲常伦理，所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教诲：男不看《水浒》，女不读《红楼》，少不看《西游》，老不读《三国》。
　　
　　三
　　
　　“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对传播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根本机制进行探讨和阐释。”传统中国社会在以伦理价值为主要导向和诉求的传播观念的影响下，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内敛的保守的性质，正如荣格所说：“这样一种内向的态度，总是要把目光从外部世界(已知或意识的世界)收回来集注于主观因素(即意识的背景)上，这就必然会唤醒自我的潜意识，即隐藏在对祖先和历史的特殊情感下面的‘考古类型’，以及这情感的升华——一种‘无限意识’、‘取消时间’、‘万物归一’的感觉。”传播在伦常和权力所规定的圈子里打转，始终难以形成良性的知识生产秩序，社会在整体上处在一种停滞状态，表面看似稳定，但内部的组织和管理程度其实很低。所以它虽然也能创造一时的繁荣和辉煌，但是终究不能超出其制度的限制，并且这种繁荣和辉煌不能持久，在其内部矛盾的作用下，其发展的顶端往往就是衰败的开始。没有一种自然的同时又是强劲的传播冲动，传播技术的发展也就只能长期停留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人的本质无法在一种流畅的传播中展开。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㈣的确，这种个人感情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的严格规范下，失去了表达机会，传统中国的许多人变得内敛、沉默、自得，不思进取；社会也变得一潭死水，在低层次的重复传播中循环和沉沦。而被压抑久了的感情又会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体现出一种病态的传播智慧。这是一种在压制下如何生存的智慧，是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传播智慧。它最集中地表现在以“曲谏”或“讽谏”为代表的说服传播上，“‘曲谏’里头凝聚着真实的中国文化，一种从战战兢兢、窘窘迫迫的境地里开放出的智慧机巧之花的文化，一种在个体欲望和社会责任之间走钢丝的文化”。
　　传统中国是一个传播过剩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传播极度缺乏的社会，看似互相矛盾，实则互为因果。传播过剩，是指传播中重复的内容太多，浪费严重；传播缺乏是指超出家一国规范和历史因袭的横向传播十分缺乏，新话、真话、实话太少。在这样的传播过剩和缺乏中，释经、训诂、考据成为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国人的智慧在故纸堆中一点点耗尽。在中国，如何能够做到言为心声，传播如何形成一种良性的知识生产机制，始终是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