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 , 美也 , 美其言皆可服行” , 以表示美味的“旨”字来称赞对方的发言。这说明古代很早时就是从“味”的角度来评价言辞的。《诗·小雅·巧言》 : “盗言孔甘 , 乱是用 ? ”。《左传·昭公十一年》 : “币重而言甘 , 诱我也”。《国语·晋语》 : “人有甘言”。所谓“甘言” , 亦即今天我们所说的“甜言蜜语” , 它虽然是个贬义词 , 然以“甘”说“言” , 亦是味道的角度。《易传·系辞上》有两句流传很广的话 : “二人同心 , 其利断金。同心之言 , 其臭如兰。”谓同心之人所说的话 , 品起来有如兰草之芳香 , 更是以味来说“言”了。至于直接用“有味”二字来评价言辞议论的例子 , 至迟在司马迁的时代就有了 ,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冯唐关于将帅有一段深刻的议论 , 而在传后的论赞中 , 司马迁写着这样的评语 : “冯公之论将率 , 有味哉 ! 有味哉 ! ”春秋之后 , 随着书面著述的篇籍典册的增多 , 人们也就从以味论言转到以味论文。孟子是第一个推崇儒家经典的人 , 而他是这样推崇的 : “心之所同然者 , 何也 ? 谓理也 , 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 , 故理义之悦我心 , 犹刍豢之悦我口。” ( 《孟子·告子上》 ) 《说文》 : “牛马曰刍 , 犬豕曰豢”。孟子以家畜肉的美味来说圣人经典中的义理对人心的怡悦 , 这也就是后人所谓“切理餍心”和“脍炙人口”等语之所出。因为圣人的义理对人来说是一种美味 , 人心对道理的体会如同对美味的品尝 , 故汉以后便产生了“味道”一词。诸如 : 班固《答宾戏》 : “委命供己 , 味道之腴” , 蔡邕《辞郡辟书》 : “安贫乐潜 , 味道守真” , 《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注 : “引身深山 , 研精味道” , 《晋书·成公简传》 : “不求荣利 , 潜心道味” , 崔融《报李少府书》 : “夕饱儒珍 , 朝充道味”。如此等等 , 不胜枚举。唐人苏味道 , 正是以这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的。

    　　 即便不是圣人的经书 , 而是一般的文章典籍 , 凡能使人优游涵濡者 , 人们亦以“味”言之。王充《论衡·别通篇》 : “空器在厨 , 金银涂饰 , 其中无物益于饥 , 人不顾也 ; 肴膳甘醢 , 土釜之盛 , 入者飨之。古贤文之美善可甘 , 非徒器中之物也 , 读观有益 , 非徒膳食有补也。”他把古人的一切美文都比作“肴膳甘醢” , 可视作是对孟子的比喻范围的一种扩大。又 , 《论衡·超奇》 : “衍传书之意 , 出膏腴之辞。”“膏腴”即“肴膳甘醢” , 亦即孟子所谓的“刍豢” , 都以肥美的味道来比喻文意的深远。《论衡·自纪》引时人语 : “文必丽以好 , 言必辩以巧 , 言了于耳 , 则事味于心。”辩言丽辞能使人心得事义 , 犹如口腹对美味的品尝 , 故曰“味于心”。它如《后汉书·郎 ? 传》中说黄琼“被褐怀宝 , 含味典籍” , 《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说刘子初“抗志存义 , 味览典文” , 都是以“味”来表示对著作的研阅与体会。魏晋以后 , 玄学勃兴 , 人们追求形上之理 , 耽于玄想之趣 , 在对玄理的捉摸中求得精神的满足。发言议论 , 亦以耐人寻味为尚 , 故以“味”论文意、论赏文的风气中就更加普遍。《魏书·赵柔传》谓柔注经论 , “为当时俊僧所欣味焉”。《晋书·徐苗传》说赵苗“作五经同异论 , 又依道家作玄微论 , 前后所造数万言 , 皆有义味。”《晋书·郭文传》 : “于时作者 , 咸有钩深味远之言。”《世说新语·文学》 : “庄子逍遥篇 , 旧是难处 , 诸名贤所可钻味。支道林在白马寺中 , 将冯太常共语 , 皆是诸名贤寻味所不得。”又 , 《高僧传·支法师传》亦谓支道林“研《十地》、寻庄周 , 当时名胜 , 咸味其义旨。”《北史·齐·杜弼传》 : “弼性好名理 , 探味玄宗。”梁·任 ? 《齐竟陵文宣王行状》 : “言穷药石 , 若味滋旨。”王筠《哀册文》 : “沉吟典礼 , 优悠方册 , 餍饫膏腴 , 含咀肴核。”都是这样的例子。当然 , 在那时以味来评价的作品中 , 并非都是玄理与清谈 , 比如《晋书·文苑传》 : “袁宏作《北征赋》 , 王跕诵味久之”。又 , 陆云《与兄平原书》 : “兄前表甚有高情远旨 , 可耽味 , 高文也。”袁宏的《北征赋》无疑属于文学作品 , 而陆云给陆机的信中所说的“前表”虽不详所指 , 但陆机的章表 , 皆写得文采华丽而有情致 , 且从陆云的“情深”的评价来看 , 它也应该是文学性很强的作品。这说明 , 当时“味”这个概念中 , 已经包含着我们现在所说的纯文学性的审美感受在内。不过 , 因为汉代的经学和魏晋以来的玄学的影响 , 从“味”字的大量用例来看 , 它多指义理上的蕴藉而少指情趣上的隽永。迨至梁代 ,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颇多以“味”论文。表面上看 , 他的“味” , 也是义理与情趣兼而有之 , 比如 : 《宗经》篇中谓圣人的经典“余味日新” , 《情采》篇也有“研味李老”的话 , 所谓“味”当然偏于义理上的意义。又 , 《体性》 : “子云沉寂 , 故志隐而味深。”所谓“味深” , 当指扬雄《太玄》、《法言》一类著作的艰深古奥 , 也是义理上的意义。然《明诗》篇中所谓“张衡《怨》篇 , 清典可味” , 《声律》篇所谓“吟咏滋味 , 流于字句” , 却都指的是诗歌情味的隽永悠长。不过 , 刘勰到底是个划时代的文学评论家 , 他在“味”的概念上虽然没有区分义理与情趣 , 却把作品的有味一概看作是调动了文学手段的结果。换言之 , 在他看来 , 理论著作之所以也能有味 , 并不在于其中所阐述的义理本身 , 而在于作者的表现手法。例如他说 : 圣人的经典之所以有味 , 乃在于其在文体上的“辞约而旨丰 , 事近而义远。” ( 《文心·宗经》 ) 它如《文心·丽辞》 : “左提右挈 , 精味兼载” , 《隐秀》 : “深文隐喻 , 余味曲包” , 《物色》 : “物色虽繁 , 而析辞尚简 , 使味飘飘而轻举 , 情晔晔而弥新” , 《总术》 : “数通其极 , 机入其巧 , 则义味腾跃而生。”作品的“精味”、“余味”、“味飘飘”、“义味腾跃” , 其原因在于“左提右挈”、“深文隐喻” , “析辞尚简”和“机入其巧”这些文学性的写作手法的运用。自然 , 单纯的文学手法 , 并不是造成作品滋味的全部条件 , 刘勰主要还是强调作品的内容 , 故《文心·情采》云 : “繁采寡情 , 味之必厌”。但从这两句话 , 我们也可以看出 , 他所强调的、对味起决定作用的内容 , 并不是玄学清谈家那样的“理” , 而是“情”。所有这些都说明 , “味”这个概念在刘勰那里 , 大抵已被换上了文学审美感受的内涵 , 与从孟子直到魏晋之际的偏指对义理的感受大不相同。它反映了齐梁时代人们衡文的角度的改变和文学意识的增强。几乎与刘勰同时 , 钟嵘在《诗品序》中也强调了“滋味”这个概念。他认为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 , 之所以如此 , 乃在于它“指事造形 , 穷情写物 , 最为详切” , 而不在于谈理。恰恰相反 , 他说 : “永嘉时贵黄老 , 稍尚虚谈 , 于时篇什 , 理过其辞 , 淡乎寡味。”这就是说 , 在他看来 , 诗中的义理 , 不仅不能造成“滋味” , 而且适使诗歌“寡味”。可见 , 钟嵘在“滋味”中 , 比刘勰更干脆地排斥了义理的内容。从而使它成了一个单纯而明确的文学审美概念。六朝之后 , “味”也就成了专门评价诗歌等纯文学作品的标准。因此 , 如果说“滋味”说是钟嵘破天荒提出来的 , 这是对他功绩的轻率的拔高 ; 但如果说他的“滋味说”不过是重复前人、毫无创见 , 也是对他贡献的粗暴抹杀。总之 , “味”在我国是个源远流长的概念。而且 , 因为它代表了中国人从感受的角度来评价艺术的倾向 , 所以一直是我国古代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在相当的意义上说 , 唐以后所出现的“境”、“韵”、“趣”等概念和理论 , 也都是在“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 并与“味”在深层内涵上血肉相联的。关于这些问题 , 笔者拟另撰文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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