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能够不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就能自我维持。而伊拉克那样的政权却永远不能避免短期内崩溃的命运，它只能靠暴力来维持其存续。我们可以断言，伊拉克的政体是摧残自由的，但我们能否证明，伊拉克人的宗教信仰是其极权主义政体的基础？ 
     
    我们或许真的能够明确地知道，在政治层面，有什么因素会妨碍或摧残自由，因为这些是我们可以用理性把握的；但如果我们不是那么迷信理性，那么，我们或许就不会过于肯定地相信自己能够辨别清楚，在传统的宗教、习俗、惯例、广泛的社会组织形态中，有哪些因素可以保障个人自由，而哪些不可能保障个人的自由。因为，所有这些属于信仰、观念领域的东西，本身并不具有垄断暴力的性质，也没有与国家暴力结合在一起，他们与政府的权力有相当遥远的距离，需要一种复杂的转化过程，才可能会对政府的构成和权力的运作发挥某种影响，然而，我相信，理性不大可能清晰地辨认出这种转化机制，也无法准确地确定这种作用之性质、范围和程度。中国的历史学家经常说，家长制与君主制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然而，人们谈论更多不过是一种类比而已，谁能够确凿地证明家族制度与君主制度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 
     
    极端而言，即使某些可能被我们认为有利于专制统治的价值或制度，因为它能保护人们免受极权主义之侵害，也是善的和正当的。更何况，有很多传统仅仅是人作为社会性存在而必须的，而并不具有政治的含义。如果我们把社会中的一切都理解是国家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那我们的思维方式就跟极权主义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在宪政制度建设中，理性也许是最有力的工具。因为，在最抽象的层面、或者说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最遥远的那部分制度，是完全可以靠理性进行设计的，并且，其实行也许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困难。问题是我们还需要为这种最基本的宪政骨架上添上血肉，也就是说建设一个厚实的社会基础，而在这个层面，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基本上只能听由生活着、赚着钱、做祷告、教育孩子的人们通过主体间的行动形成秩序，至于蕴涵在其背后的价值、信仰、观念等等，在很大程度是理性不及的，因而也不是启蒙的对象。而只要其不直接为国家暴力所利用，则必然能为个人提供一种免受政府权力之侵害的保护层，而其保护机理亦常常为理性所不能理解。权力总是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能够制约权力的，除了权力之外，还有很多社会的制度与价值、观念、信仰，甚至迷信。一个“厚”的社会，才有可能是自由的社会，而一个“薄”的社会，一个个人直接面对国家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奴役的社会。 
     
    历史一再证明，当所有这些保护普通民众的社会制度与观念被理性自负的知识分子摧毁之后，他们号称建立的民主制度，不过是一种令人们更加无处逃避的奴役制度而已，他们所许诺的现代文明，不过使整个民族再野蛮化而已。人们津津乐道于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启蒙运动，然而，启蒙理性最为鼎盛的时代，法国人得到了什么？跟在法国之后启蒙的德国人又得到了什么？ 
     
    自负的理性与普遍地奴役总是形影不离。因为纯粹生活在理性中的人，跟野蛮人一样野蛮，因为每一个理性自负的人都自认为已经掌握了关于世界的终极知识，而其他人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纯粹的客体而已。自负的理性使人与人成为敌人。只有生活在信仰、传统、习俗中的人，才知道如何理解他人，如何与他人交流，如何与他人合作，才知道生活的意义，因而，也才有可能理解自由的人，归根到底，才是一个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文明人。恢复文明的过程，正是重建传统和信仰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争取自由、为自由创造坚实的基础的过程。一个除了摧毁之外、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传统的民族，一个除了摧毁之外，不知道如何安顿民众的宗教信仰的民族，一个除了批判之外，不知道如何评价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的民族，恐怕不能算是为自由做好了准备的民族。

    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首要知识职责是知道自己的理性之正当范围和界限，给信仰留出余地，对传统、习俗保持一种敬畏的心态。当他们以“启蒙”自任，狂妄地攻击一切传统的时候，他们恰恰在侵蚀自由所赖以维持之基础。他以为只有他才掌握了自由的奥秘，从而可以对历史和几千年形成的、人们赖以维持其作为文明人之生活的观念和规则作出终极判决。这种自负之可怕，一点都不下于那些号称掌握了历史规律的人。 
     
    我不反对启蒙，但我坚决反对欧洲大陆式的、以摧毁传统、摧毁宗教、摧毁道德、摧毁传统社会结构为己任的启蒙。自由的敌人从来不是普通民众及其价值、道德、信仰和生活方式，相反，自由的敌人是那些妨碍普通人自由地过其认为正当的——不管是出于个人选择还是出于习惯性——的生活的权力，而这才是知识分子启蒙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