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三纲领”与“八条目”应为一个整体，这是理解《大学》的关键。“三纲领”中的“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而言，而“止于至善”则是指“明明德于天下”，即天下人皆能修其身。朱熹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这可以由郭店竹简及《大学》的思想得到证明。“八条目”以修身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四项乃是修身的工夫，它与后者是一种交叉的关系，而不是并列的关系，“八条目”严格说来应为“四条目”。《大学》的思想具有二元的倾向，对以后的孟子、荀子均有所影响，但其主要还应属于思孟一系。

《大学》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自宋代列入四书以后，其影响更为巨大。但围绕《大学》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论，争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的成书年代；二是《大学》的思想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这两个方面又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最近出土的郭点竹简中许多观念范畴都与《大学》相近（1），为我们重新理解、探讨《大学》提供了重要材料。笔者曾著文指出《大学》成书较早，应为曾子或其弟子所作，近代以来认为《大学》形成于秦汉之际甚或汉武帝以后的观点难以成立（2）。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结合有关郭点竹简材料，对《大学》的内容及思想地位作进一步探讨。

（一）

《大学》一文不长，仅有短短的两千余字，然而一篇文章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其字数的长短，甚至也不在于其思想的高深，而在于它是否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否为后人留下阐释、发挥的空间，《大学》无疑作到这一点，它在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也正源于此。《大学》的思想一般被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而“三纲领”与“八条目”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大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理解《大学》的关键所在。《大学》首章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构成了《大学》的基本思想和“纲领”。对于什么是“明明德”，学术界有过种种不同的看法。宋明理学家如朱熹、王阳明等都把“明德”理解为“虚灵不昧”的心体，认为“明明德”即是发明此本有的心性，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它看作是“性”，而后者则看作是“心”。当代有些学者则往往把“明明德”与思孟的性善论联系起来，认为“明明德”是对《中庸》“自明诚”一语的发挥，并说“所谓‘明明德’，就是指通过修行，使‘明德’显明于心，并同时使性得以呈现于心。”（3）这些看法明显难以让人苟同，也未必符合《大学》的原义。因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明德”的观念虽然产生较早——《大学》引《康诰》“克明德”以释“明明德”即是明证——但自人性的角度以言“明德”则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从《大学》全文来看，其言“明德”尚处在未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阶段，更没有将其看作是内在的性，这是《大学》“明明德”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大学》成书较早的一个反映，看不到这一点，显然不符合《大学》思想的实际；与此不同，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大学》引“尧典《康诰》言‘德’或‘峻德’皆指德行说，那时似更不能意识到本有之心性也。”（4）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此处的明德，大概也只能作明智的行为解释，而不是指的是心。”（5）从《大学》所处的时代来看，说“明德”包含“德行”、“明智的行为”的意思并不为过，但这并不是《大学》“明德”的重点所在，因为《大学》全文很少提到“德行”、“明智的行为”，相反它反复强调“正心”、“诚意”，把它看作是“明明德”的重要手段，所以把“明德”仅仅理解为“德行”、“明智的行为”同样不够全面。其实，《大学》的“明明德”主要是针对“修身”而言的，因为下文接着说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由于以上各项是一种条件的蕴涵关系，这段话实际是说：欲明明德于天下，先修其身，然后齐其家、治其国、平天下。显然，“明明德”即“修其身”，而“明明德于天下”也即在此基础上使天下之人皆能修其身。孔颖达释“明明德”为“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正指明了这一点。既然“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那么它就应当包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内容，理解《大学》的“明明德”，正应从此入手。

“明明德”之后的“亲民”，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程颐、朱熹主张“亲民”当作“新民”，程颐作《大学》定本一卷（6），对《大学》文字作了两处更动，一是将“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改为“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另一处即是将“亲民”改为“新民”；朱熹也认为“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7）其所作《大学章句》“亲民”下注曰：“亲，当作新。”但反对程、朱者也不乏其人，影响较大者如王阳明，曾与弟子徐爱辨“宜从旧本作‘亲民’”，列在《传习录》首章，认为“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足见二者的对立。郭点竹简中有“教民有新（亲）也”，（《唐虞之道》）“不戚不新（亲），不新（亲）不爱”（《五行》）等语，其中“亲”皆写作“新”，说明“亲”、“新”本可通用（8），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为我们讨论“亲民”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但要确定“亲民”是否为“新民”，仅有文字的根据还不够，因为这里实际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亲民”写作“新民”，但作“亲”讲，郭点简就是这种情况；一是“亲民”通“新民”，所以还须从思想内容上作进一步的判断。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主要是他们看到下文有“苟日新，日日新”、“作新民”等语，而没有“亲民”的内容，这就是其所说的“以传文考之则有据”；另外则是考虑到思想上的联系。他在“新民”下注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在他看来，前面既已说“明明德”，下面自当是与“明德”有关的“新民”，若说是“亲民”，则“文义”多少不够联贯。朱熹认为“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多少有些夸大其词，但他把“新民”与“明明德”、“止于至善”理解为一种并列关系，无疑是合理的。与此不同，王阳明则把“明明德”与“亲民”看作是体用的关系：“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显然不符合原义，且与后面的“止于至善”无法统一，故从文义的联贯来看，“新民”无疑胜于“亲民”。但王阳明主张恢复古本的“亲民”，并非仅仅出于文义的考虑，而是对早期儒学政治理想的一种承接，他认为“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所谓“偏了”，便是指偏于“教”的一面。在他看来，早期儒家往往重视民众的生养问题，主张先养后教，孔子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也是“养”之意大于“教”之意，所以“亲民”显然比“新民”更符合早期儒学的一贯主张。王阳明所论，可能是针对后儒“重教轻养”甚或“只教不养”的流弊而发，有其自身的价值（9），但却不足以解决《大学》“亲民”、“新民”问题的争论，因为《大学》虽然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但其主要是属于儒学内部的“明德”系统，而不是“事功”系统（详下），从它的一些论述来看，也是重“教”（德）甚于重“养”（财），如“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所以从《大学》的思想性格看，仍是“新民”比“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