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重视圣智之论，这同它区分“德之行”与“行”或“德”与“善”密切相关，在《五行》中，德、善往往是指实践、认知的对象，而圣、智则指实践、认知的主体，二者具有一种对应的关系。

三、四章提出“善弗为无近，德弗志不成”，照应前面的德、善之论，同时提出“思”，为下文的过渡作准备。

五、六章通过“思”分论仁、智、圣，把仁、智、圣看作由内而外的显现过程。

七、八章讨论“慎独”、“为善”与“为德”，九章提出“金声而玉振之”，对德、善进行概括。

可以看出，第九章的“金声而玉振之”确实有小结的作用，但它是否就如论者所言，将《五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是否在《五行》中已占有这样一个突出地位，却是大有疑问的。在《五行》的下半部分，也即是帛书的的二十一章，也有一段与此类似的论述：“君子集大成。能进之，为君子，弗能进也，各止于其里。”这里的“集大成”显然也即“金声而玉振之”，《说》也是这样理解的：“大成也者，金声玉振之也。”因此，“君子集大成”一段与“金声而玉振之”应当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而它在《五行》的后半部分只起到过渡的作用，并没有总结全文。所以，单就“金声而玉振之”一段的内容而言，尚不足以成为划分《五行》的标准，这是其一。另外，“金声而玉振之”一段后，《五行》接着讨论仁、义、礼，虽然其具体论述形式与前面的仁、圣、智有所不同，——这一定程度上是由圣、智与义、礼自身不同的性质造成的——但就其都被看作由内而外的显现过程，二者则无疑是一致的。因此，《五行》有关仁、圣、智与仁、义、礼的论述应该是前后照应，处在同一个思想单元中的。更重要的，只有讨论了仁、义、礼，“五行”的内容才算是全部登场，也才能谈到“五行和”、“四行和”的问题，所以，庞朴先生主张应该按帛书本的次序，把十七、十八、十九章看作是对前面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而若按竹简，“五行和”、“四行和”一段被嵌在仁、义、礼的论述之中，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与其说是帛书“支离了‘圣智’之说”，不如说是竹简扰乱了仁、义、礼的次序。其实，不论在帛书中还是竹简，有关圣智的论述都依然是存在的，只是次序发生变化。论者认为帛书“失落‘圣智’大义”，主要同他对《五行》的理解有关，而如果把“聪明圣智”一段不是看作第二部分的开始，而是第一部分的总结，那么，就这一部分而言，圣智之论不仅没有失去，反而被强化了。



当然，论者认为竹简优于帛书，根据不仅仅是“圣智”之论，更重要的，乃是他认为第二十章“不简，不行。不匿，不察于道”以下内容仍是在解释前面第十一章的“不简不行，不行不义”，是前面内容的延续，而这一看法同样值得商榷。其实，《五行》在第十一章提出“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后，紧接着在第十五章“中心辩然而正行之，直也”一段中即对此作了解释：“不以小道害大道，简也。有大罪而大诛之，行也。贵贵，其等尊贤，义也。”那么，它还有什么必要用这么大的篇幅再来对其进行说明呢？而且第二十章“不简，不行”后接着是“不匿，不察于道”，而这一内容在前面根本就没出现过，它又是在解释什么呢？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一部分是前面内容的延续，主要是看到其中有个别雷同的字句，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五行》这两个部分虽然都提到“不简，不行”，但在思想倾向上却存有差别。我们知道，《五行》的基本思想是将仁义礼智圣区分为“形于内”的“德之性”与“不形于内”的“行”，前者是内在道德律，是主体自觉，后者是外在道德律，是客观规范，这样它实际是用一组概念在表达两种思想。《五行》前十九章主要谈“形于内”的“德之性”，把仁义礼智圣理解为由内而外的显现过程，其中对仁、义的论述是：“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第10—11章）仁、义分别是由“变”（经文云：“颜色容貌温，变也，以其中心与人交悦也。”）“直”（“中心辨然正行之”）的外推、显现过程。而第十一章的“不简不行”乃是义自我扩充、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是由内而外的表现，具体内容是“不以小道害大道，简也。有大罪而大诛之，行也”；第二十章以下《五行》则主要谈“不形于内”的“行”，这一部分虽然也谈到仁、义，但在具体理解上与前面已有所不同：“不简，不行，不匿，不察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简之为言犹练也，大而晏者也。匿之为言也犹匿匿（慝）也，小而轸者也。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第20章）“简”指从事实出发，对客观、公正原则的贯彻实行；匿则指从私情原则出发，对小的罪行的赦免。简、匿分别为义之方、仁之方，即仁、义的具体原则。作为君子就要在大的原则（“大而晏者”）和小的灵活性（“小而轸者”）方面分别从简、匿的原则出发，这样才可由外而内，集善成德，上达君子之道。可见，这里的“不简，不行”与前面是有所不同的，用《五行》的话来说，前者主要是“形于内”的，后者则更具有“不形于内”的特点，二者在《五行》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位置是不同的。若不加区别，笼统地将其看作是一个部分，显然不合适。

除此之外，《五行》前后两个部分还存在着诸多差别，《五行》前半部分非常重视“思”，重视内在情感体验，论述仁、圣、智时如此，论述仁、义、礼时亦如此，只不过仁、义、礼没有直接说到“思”，而是提出作为内在情感、理性活动的变、直、远，由变、直、远推出仁、义、礼，而这同样是建立在情感体验基础之上的，与仁、圣、智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而《五行》后半部分则提出“目（侔）而知之”、“喻而知之”、“譬而知之”的类比、归纳法，以此作为探求、认知仁、义的手段，表现出将仁、义外在化、对象化的特点；另外，《五行》前半部分多谈论圣、智，并以圣、智对五行、四行作一总结，始终贯穿着圣、智的线索。而后半部分从二十章到篇末，圣、智之论则根本没有出现，所谓帛书《五行》“支离了全篇的圣、智之说”，似值得重新考虑。因此，“不简，不行；不匿，不察于道……”以下各章并非是对前面内容的解释、发挥，而是另起一个角度对仁、义重新展开论述，《五行》前后两个部分存在着思想倾向的差异。在帛书本中，这两部分的区别是清楚的，因而它的次序更为合理，更接近《五行》的原貌；而在竹简本中，由于将“聪明圣智”之论前提，仁、义、礼的内容被一分为二，显然是改动过的痕迹。而竹简本之所以这样作，可能如前引论者一样，是误解了二十章与十一章的关系，以为后者是对前者的解释，故不惜改变原文的结构，以使这两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但这样以来，《五行》原有的思想大义一定程度上被模糊了，为照顾开篇“形于内”、“不形于内”之论，而在前后两个部分表现出来的不同思想倾向也隐而不彰，这不能不说是竹简不及帛书，而帛书优于竹简的地方。



（二）

除上面一段外，帛书、竹简其它部分也存在着一些差别。帛书第二章：“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圣，无中心之圣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竹简则只有前面一段，略去了后一段“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圣……”。在帛书本中，智、圣对举，显然更为合理，竹简本只谈智不谈圣，与文中的“聪明圣智”之论已不相符，所以帛书本应该是《五行》的原貌，而竹简本的缺省乃是它在抄写过程中的遗漏。

帛书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