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导地位，使汉人群体过早地培养了强烈的原始民族主义情感和排斥异己文化的倾向。 
　　 
　　公元10世纪开始，中国的汉人政权进入宋朝。这是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中国最伟大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朝代，物质财富的增长进入鼎盛，教育和科举制度基本完备，理学（新儒学）创建，乡绅形成[4]。 
　　 
　　但宋代的疆域并不大，因为契丹－辽、女真－金在北方兴起，并一步步入主中原，而在西北，党项羌建立了夏（西夏）。在宋与辽夏金的对峙中，北宋和南宋政权及军队虽然也有胜利之时，但常常只有招架之功。辽、金长期拥有北方半壁江山，夏占据西北，宋朝军队打不过这些蛮夷，最终只好退居江南一隅－杭州（临安）。到13世纪，蒙古兴起并最终建立起非汉民族对中国的统一统治。蒙元政权虽然持续不久，但高举“驱逐鞑奴，恢复中华”旗帜而取代蒙古人的明朝，实际并不强大，多次战争没能占领蒙古草原，玉门关以西的西域也很快不能控制，对西藏的象征性的统治靠的是当地教派首领的来朝求封。到满洲兴起，明朝最终被非汉民族所取代。总之，中原汉族社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衰落，是公元十世纪以后中国历史的总趋势，而非汉族群在东亚大陆的军事上当然也在政治上出现了长期的的优势地位。 
　　 
　　在秦汉有所发展、在唐代受到抑制的文化优越感，在公元10世纪以后的独特民族关系之中有了新的发展。汉人社会在弱势环境中发展出了一种对本民族制度、思想、文学、艺术、生活、社会、情趣等各方面的全面的崇尚，并在这种文化全面崇尚中寻找精神避难所。有的学者将这种对自身广义文化的全面崇尚称之为Culturalism，大致可以翻译为“文化至上主义”，或“文化优越论”。费正清在他最后一本书中认为，这种全面崇尚自身文化的情感，对后代的观念或思想状况影响很大，对理解中国历史有重要意义[5]。 
　　 
　　这种在军事和政治弱势之下形成的作为精神避难所的“文化至上主义”，必然培养出汉人群体强烈的原始民族主义情感，并导致排斥异己文化的倾向。加上入主中原的北族王朝的领袖和群体在统治中原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逐步接受了中原传统的统治方式和政治思想，从而很自然地加强了汉人群体的文化优越感和汉族知识分子对异己文化的教导角色和教导心态，并进而发展成为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的基本文化心态。 　　 
　　 
　　第三，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深受的西方侵略和1949年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又培养了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敌视并加强了对异己文化的轻视。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和一系列外国的入侵，促使中国人采取各种自卫措施，既有上层的洋务运动，也有民间的反洋教，最后发展到义和团的武装对抗。但“师夷之技以制夷”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曾经被中国人在“扶清灭洋”的旗号下加以保护的满人政权，开始与洋人妥协和勾结。于是中国先进分子很自然高举起“反满”和“革命”的旗帜，在建立共和政体的大旗下，又接过了朱元璋的“驱逐鞑奴，恢复中华”的口号。国人，主要是汉人，对新老蛮夷－洋人和满人的敌视相互推动，不仅加强了对外来势力和文化的敌视，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心底里对本土非汉群体和非汉文化的轻视心态和教化意愿。正如王铭铭所在《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以人类学为中心的思考》中所说，“从1895年至1919年之间，也就是在甲午战争和五四运动爆发之间，在文化失望的心态中，汉人的民族主义逐步成为一个众望所归的文化认同感，而文化认同感的强化催生了与其紧密联系的思想和政治运动，给华人对于民族－国家未来带来了新的期待。”[6] 

　　对新的民族－国家的期待与五四开始的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一脉相承。在以科学为标准的国家建设中，非汉群体的未来被认为是“同化”入主流民族群体。到日本入侵前后，二十世纪初期曾经提出带有否定中国传统华夏一元发展观的思想的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顾颉刚，也不得不改而提倡“国族”观念[7]，而1943年出版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更是为了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而将中国各个族群统合为一个宗族，汉族是大宗，其他是小宗。1949年以后，中国争取自身独立的努力，突出表现在与美国的朝鲜战争和与苏联的决裂和论战上，这两大历史极大影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对异己文化的认识。同时，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虽然明显，但一方面党对社会的绝对整合的过程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的自我表达，另一方面，中国对现代化追求的基本思路是否定一切的“不科学”和“落后”，而这些正好成为轻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思想基础。 　　 
　　 
　　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体文化对待异己文化的三大特点，这三大特点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在对待不同异己文化时又有不同的作用。中国人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发展模式的爱恨交错，中国在有所发展之后表现出的踌躇满志甚至傲慢自大，中国主流学者始终缺乏对中国非汉民族的敏感性，都是这些历史影响的苦果。如果不能克服这些历史发展对文化范式的烙印，中国要想在世界上发挥自己希望发挥的作用，将会是严重的障碍。所以和美国一样，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学习文明”，如何在文明对话中反思自己的局限性，是整个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注释：
　　 [1] 非常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不久前（2002年7月）著名的美国学者杰姆逊（Fredvic Jameson）在上海的演讲《独一无二的现代性》，表现出这位曾经严厉批评现代性的作者开始转而支持现代性的同质化。参阅 和《社会科学报》2002年9月19日第6版整版文章。 　　 
　　 [2] 《尚书》的伪孔传对“华夏蛮貊”的注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　　 
　　 [3] 冯克《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使用时需查对原文。 　　 
　　 [4]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Chapter 4) 提到4个特点：Efflorescence of material growth, educating and examination system, the Creation of Neo-Confacianision and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5]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p. 25. 　　 
　　 [6][6] 见《世纪中国》（#top）。王铭铭自注：参阅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29-64页；罗久蓉《救亡阴影下的国家认同与种族认同》，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67－90页。 　　 
　　 [7] 现存对古史辨的研究中，关注二十世纪初具有侵华背景的日本白鸟库吉等学者的西域满蒙研究对中国古史辨学派的影响，但忽略了从华夏一元发展观的肯定与否定的角度研究和评价古史辨。参阅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见《原道》第四辑（文化建设论集/陈明主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