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谈及预测，人们便会自然而然地以“逻辑思维”的常识想到：必需取到与某事物发展有关的一切确实参数（数据），并以它们之间应有的规律性关系──公式去运算，才能得到可信的准确的预测结论；就象现代的天气预报一样，连人造卫星都成为尽可能搜集全面参数之重要手段！对於这种预测方法，我们可名之曰“常态因果关系预测法”。但是，我们祖先却发明了一种与之相反的方法，不妨相对名之曰“非常态因果关系预测法”。这种东方思维体系及其历史成就，诚如西方智星爱因斯坦所感觉到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著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商务版《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要想真正认识这一容易被人误解与忽略的智慧体系，首先须打破“文明发达的今人头脑智慧当然全面优胜于文明原始时代人的头脑智慧”之成见。应当想到，人自没有文明──文字、语言之前的历史要大大长于有文明的历史，那时的人类在生死相系的集群生活中必有绝对胜似蜂蚁鹿群的特殊联络功能与特殊的沟通思想之方法；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也必有绝对胜似“洪前鼠迁”“震前鲶躁”的预感自然灾害之高级本能。并且，那时的人类也必定有相互交流传递与向後生传授这些自卫自利知识的特殊（非语言文字的）方法，这是生存本能中必不能缺少的组成环节。到了产生语言之後方可“口传心授”。到了发明文字之初，人们便可以用这原始的文字语言去记录（回忆）那很有实用价值的史前智慧成果。然而，文字语言的原始、稚拙之局限，终归不能完整详尽地存录它们。我认为，这应是《周易》其书产生前的情况。宋朱熹也认识到“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书（拙谓即‘符号’），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我们已知此点有误，存其行文大义可也。）即今之《周易》。”
古来皆有而近年方予重视的“人体特异功能”，以及“气功态”诱发出来的同类特异功能这一客观存在启示我们：“人不学而能”与超乎常人的一些智慧与功能，正是人类头脑中远古无文明时代本能的高等智慧之遗传基因，在偶然适当环境下的闪现，是极有价值的意外“返祖现象”！他们表现（反复再现）的不言而“语”、遥感、透视，特别是预感功能的实验，一方面证明了“人类特异功能”的可喜存在，另一方面告诉我们：人类在不断进化的同时还有其不断退化的一面。人类文明成果日益发达的同时，无文明时代的可贵本能正在消退、遗忘！不要说一般人，既使象达尔文这样的智者，也只看到了进化的一面，却极其遗憾地忘记了那退化的但有可能创造条件诱发的另一方面。刘大钧认为“根据大地震前牛不进棚、马不进厩、老鼠搬家的情况看，在远古时代，人的身上恐怕也有这种预知自然大变异的本领。後来，这种本能遗失在由森林走向社会的路途上了。人们为了追寻回这种丢失的本能，几千年来，他们浮著自己那点小小智力的筏子，走过了多少曲折而漫长的路！”
世界上第一位将“气功”理性化过程著书立说的是汉代的魏伯阳。他正是借助《周易》原理来阐述“气功”的一位先哲，其名著《周易参同契》对我们的“易学”致用与探索远古智慧具有难以估量的深远意义。伟大的魏伯阳在这项事业中何等明确地强调了理论与效验的联系！他说“言不苟造，论不虚生，引验见效，校度神明，推类结字，原理为征。”英国李约瑟博士早给予此书以崇高的学术地位，国人心中又如何突破成见去深入认识此书以至《周易》的真正价值呢？从近两年我国气功界的学术表现来看，已说明了当代人们对《周易》价值与原理复兴其本义的可喜认识！
只有在这样可喜而良好的识《易》环境下，我们的话题才能再回到“非常态因果关系预测”中来。这一命名很可能令一些人误解为“不要任何参数依据，胸中无数地预测事务的发展。”我以为并非如此。下面试以阐明。
所谓“常态因果关系预测”，乃是“先有象而後有数”，“非常态因果关系预测”则是“先有数而後有象”。前者是从“象”──具体的能被常识认可其存在的一切有关事物，及其已知的相互关系中，总结出以数学语言描述的既成结构，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轨迹曲线与形、质之变化状况。从而可能以今知来──预测。现代智慧成果“系统论”中“运用数学语言描述各种不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信息论”中“用数学方法研究信息的计量、传递和储存”的内容，都是“由象而数”的具体表现与运用。但在实际应用中，这类貌似“精确──确定”的数学就出现了“千虑一失”的死角。爱因斯坦发现“只要数学涉及实在，它就不是确定的，如果它是确定的，那就与实在无关”。它实际上只能从人们假设的“客观”因果关系方面“详尽”地描述实在，一旦要付诸实用（包括预测）──接受实践的精确考核，则暴露了其间难以应付的“随机性”与“模糊性”。数学在认识、描述事物的“必然性”与“精确性”组成的“确定性”方面驾轻就熟，但在认识与描述事物的“随机性”与“模糊性”组成的“不确定性”方面则捉襟见肘。近代数学由此尽管已逼出了对付“随机性”的“概率论”与对付“模糊性”的“模糊数学”，但由於西方思维体系模式的总体制约与强大的历史惯性，总使它们跳不出“模糊的准确”之掌心。连“模糊数学”的创始人查德（LA Zadh），也感到“人类推理所依据的信息本质上是可能的，而不是概率性的”。“比起随机性，模糊性在人类认识的机制里有著重要得多的作用”。（《模糊集》）在近代，勿论“一般系统论”与“广义信息论”的概念内涵中，还是现代“软科学”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原有数学体系的补充趋向。伟大的辩证法在月亮自以为给人类黑暗带来最大光明时，以小小的绕月飞艇首次揭示了它背著我们的黑暗一面！靠“常态”之“因”而“果”的“预测学”，既然以“常态”令世人习以为常，就必然有靠“非常态”之“因”而“果”的预测学同时并存。然而，对这一方面却长期鲜为人知。
所谓“非常态因果预测”乃是“先有数而後有象”──以中国独有的“象数”及其特有的变化规则来推演认识事物的未来。《周易》之用即在於兹。人们看来甚简，无非是两种（阴、阳以--、－符号表示）按三叠与六叠，依“重复组合”公式排成八卦与六十四卦；古人取阴阳之数组合成不同的卦象以推演问题。“系辞”云“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忧虑之象也。”“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刘大钧云“象由数来，理由象生……”此亦即苦老（李苦禅）生前常称《易》为“数理哲学”之原因所在。这里面的吉、凶、顺、逆、休、咎、悔、吝确实比一、二、三、四来说，其含义的边沿要模糊得多，但其指述事物发展阶段之性质又是何等的准确！故此，我谓之“准确的模糊”。如此类推“数”来参悟、描述、预测一些具体事物的未来成败、得失之可能性或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