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反传统文化”传统——对当代两种思想资源的考察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任何时代的思想构建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这一时代的人们的反思能力,以及在反思过程中挖掘思想、精神资源的深度。对于思想史意义上的当代中国——我这里指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因为在七十年代以前,思想史上留下来的是一个空荡荡的断层,只有七十年代末以后,政治局面的变化才使“思想”获得萌生与发展的机会——思想界面临着价值的危机与新生的契机。价值危机主要表现为社会的急遽变化而产生的思想、精神资源的危机,而新生的契机则主要表现为,面对危机浮出水面并广受注意,如果能够营造一个宽松的言论环境与一种保障自由权利的民主机制,这个时代有可能焕发出更强的思想活力。

  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我们都是站在先人的文化土壤上发言。对中国而言,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传统。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批确定以后的文化路向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的主要源头。而且,其中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通过建制得以实现思想的政治化、世俗化。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以儒家礼仪安排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儒家的仁、忠、义等观念安排君臣等角色关系。而世俗化则是儒家思想深入到民间社会,全面渗进宗法社会结构的宗法秩序之中。世俗化依赖政治化以确立,只有政治权力的承认与推崇,甚至从制度上加以鼓励——例如晋代推荐贤良为官,主要就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为标准。明清鼓励失节妇女自杀,理论上的根据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儒家思想几乎无孔不入的渗入民间社会。

  文化学奠基者泰勒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⑴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便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观念模式与价值模式。1840年至今,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从观念上把西学引入中国的,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口号,一方面颠覆传统文化,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插到人们的心里。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另一个传统。“五四”至今八十多年,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形成一种“五四”的传统,就是“反传统文化”的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是《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便首先在《新青年》上由主编陈独秀写出。今天有很多人批评当时的“民主”与“科学”只是口号,缺乏深刻的学理认识,诚然如此。陈独秀、胡适们对“民主”并没有一种确切的理解,对“科学”更往往把它和“技术”混为一谈。然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一个既没有民主传统,又缺乏自由精神的国度,光是作为口号引入这两种观念,就足以产生无穷的震撼力。“五四”之后的历史,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在中国不断被认识、不断遭挫折,不断被言说的过程。

  对今天的中国思想而言,我们的思想、精神资源既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必须包括“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

  “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是中国人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而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形成的结晶。鸦片战争开始,这个曾经征服过无数民族的文化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无比艰难的文化裂变中开始他的换血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国家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发展者”,一种是“后来者”,也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如果把1840年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视为中国现代化从起步到进行的历史,那么,在这一进程中对现代化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就是“五四”时期。

  首先,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对思想现代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推动力。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习惯上都是利用文言文表达思想与传承学术。文字本身不具意义,而语言却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古代的文言文具有模糊性、概括性等特点,这与古代思想学术的特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白话文则引进西方的文法结构与语法结构,是一种分析性的语言,有助于把模糊问题清晰化、条理化。例如古代文字中说到“天”字,便是笼统的一个“天”,冯友兰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一个字背后的内涵时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意义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至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⑵从中可以看出,由文言文至白话文之后,文言文中的模糊、抽象、笼统的字词,都可以而且必须经过现代人的诠释用白话文明晰、科学、具体地表达出来,使思维清晰化、具体化、条理化。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诠释,首先便在于弥合由语言断层造成的思想断层。白话文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以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作为表达深刻思想的手段,有助于思想的迅速传播。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其文法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是“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产物,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正宗,不管你赞同还是反对传统文化,赞成还是反对五四思潮,你所使用的书面语言都是以“五四”为主要源头的语言。

  其次,“五四”开始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文化转型。余英时先生认为,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也是如此。晚清时期,无论是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今文经学家还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古文经学家,均无意识的站在西方立场对儒家礼俗有所批评。因此余先生认为现代反儒学的运动“最初源于儒学的‘内在批判’。”⑶而这种批判在后起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身上就变成对“礼教吃人”的激烈抨击,甚至做出“打倒孔家店”的姿态。由儒学“内在批判”始而至于“打倒孔家店”,期间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陈独秀、胡适们观察中国历史、现实的参照坐标,他们赖以理论的思想资源,都是西学。总体言之,他们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他们自己淫浸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深谙中国文化、制度的痈疽,而且为之深感痛苦,特别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他们有一种以学术去唤醒国人的使命感。因此,他们不得不摆出一副传统颠覆者的姿态,以西学的价值观念去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这种颠覆的姿态,造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空前大撞击,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这些观念停留在口号的阶段,但是这却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儒家的“礼教”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值得追求,除了儒家的“圣人”之外,还有另外更合理的人生境界可以向往,除了皇帝一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更合理的“无君无父”的制度值得探索。而且,近百年来,中国人就这样追求着,向往着,探索着,虽有过无数的艰难曲折,经历过一次次的悲剧循环,但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薪火,屡扑不灭!

  可以说,“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在僵化了的传统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输入新鲜的血液,吹入新鲜的空气,而这新鲜的血液、空气,恰恰就是推动中国现代转型,促进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五四”开辟了一个与中国固有传统完全不同的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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