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对章太炎先生的评论和争辩就不绝于耳，上个世纪80年代，一度出现了章太炎研究热。多少年来，人们对太炎先生褒贬不一，仁智各见。对太炎先生的政治之途给予批评甚多，对其文化上的指责也颇有声势。批评的靶子主要集中在两点：政治上否定“代议制”和主张“联省自治”；文化上主张所谓保存“国粹”，是为消极保守。由于篇幅限制，笔者意欲从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及政治理论方面入手，来考察太炎先生在战争频仍、政治动荡、经济凋敝、文化混乱的近代，是如何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同时又是如何守护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①]

众所周知，太炎先生曾“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讯将此无畏精神和英勇行为赞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荡气回肠、热血沸腾。[1](p547)炎先生从幼年便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刚懂事起，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便在其幼小心底扎下了根。随着近代中国的历史不断演变，章太炎的政治言论及行为也相应变化，但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本主义的精神和理想没有改变；他守护传统文化的决心没有改变。早年从当时名儒俞樾习经学，虽然是经学小学姣姣者，但太炎先生“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而走上政治舞台[2](p511)。此后，在中国近代史历次重大政治斗争或政治运动中，太炎先生在其有生之年几乎都是积极投身其中，并提出许多政治主张和见解，而这些主张和见解大多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其中影响最大者如“俱分进化论”、“齐物论释”、“宗教论”、“代议制然否论”、“革命道德论”及“联省自治”论等。这些主张和见解所阐述的重心不一，科学合理性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但它们都有一个明显不变的特征：都是在参照西学的基础上，吸收西学中的他以为合理的思想理论，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结合的产物，即对待西学的态度和方法是，学习与改造相结合；对待传统文化则是，守护与发展相统一。

“章太炎先生是近百年来的思想家、革命家，在国学方面，无论经史辞章，声韵文字，也都是卓然足以成家”。[3](p30)以说章太炎先生最有资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最为恰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证者。

长久以来，一说到传统文化，人们便总是想到孔孟、宋明儒学------其实，儒学只是广博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或者为主要一部分。太炎先生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儒、释、道三家及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再到六朝、唐、宋、明、清各家思想均有深刻研究和理性评判；在文、史、哲、经、政诸方面都自成一家之言。因此，“国学大师”的称号与太炎先生确是名副其实、无丝毫溢美之意。然而作为传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大师的思想是开放而非闭塞的、流动而非静止的、革新而非泥古的、创新而非守旧的。不仅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博大而平实”、“不偏尊一家，轻立门户”，终成一代国学大师；同时在对西学的态度上也是如此。太炎先生对于西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大，“在古代则谈及西腊爱利亚学派、斯多葛学派，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近代则举凡康德、费西特、黑格尔、叔本华、谢林、泥采、培根、休谟、贝克莱、洛克、莱布泥兹、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笛加尔，以及斯宾诺沙等人的著作，几乎无不称引。”[4](p23-24)学习西学并非囫囵吞枣，亦不全盘吸收，而是对西学进行理性的批判改造，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创造性的结合。在20世纪的上半叶，在中国近代多边的政治及文化舞台上，频频出现具有明显章氏烙印的政治文化新主张、新理论。

中西文化的结合体——俱分进化论 

19世纪末，中国边疆出现新危机，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局面，民族危机严重。在康梁等维新派的推动下，变法救亡成为时代潮流。通过严复、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力宣传和鼓动，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并很快风靡全国。太炎先生当时明显受其影响，从其此间撰写的名著《訄书》即可见一斑。但太炎先生并没有全盘吸收，而是对其进行合理的批判。如太炎先生对斯宾塞的“弱肉强食”、“兼弱攻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坚决反对，并从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那里获得力量，即“合群明分”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王制》认为，人类对动物界的绝对优势，在于人的分工合作等礼仪。太炎因之提出“唯知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之（他族之辱，笔者注。）尔”的主张，强烈呼吁弱小民族应奋起反抗强者的鱼肉欺凌以自保。[5](p139)指出斯宾塞的进化学说“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 [6](p138)即用进化论可以宣扬中华古代文明以激荡爱国之心，若以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应运于当前中国，不正为列强侵略的理论根据吗？太炎先生一度对进化论很是欣赏，但不久便将进化论列为“四惑”之一，并提出著名的“俱分进化论”，认为人类的科学知识及智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进化的，而人类的物质生活、道德观念，则是沿着苦乐善恶两个方向同时并进、同时发展。“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唯言智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恶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使随形，如网两之逐景”。[7](p386)太炎先生为何提出“俱分进化论”呢？一是因为时人往往将“害为正法”论与“优胜劣汰”论联系在一起。西方列强“既取我子，又毁我室，而以慈善小补为仁，以宽待囚虏为德，文明之国以伪道德涂人耳目”[8](p357)太炎先生谴责帝国主义列强，进化就是他们“扩张兽性------是则进化之恶，有甚于未进化也”[9](p450)太炎先生痛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再之，太炎先生已经发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虽然“人人皆有平等之观------此诚社会道德之进善者”，但西方之恶也在发展，“富商大贾之与平民，不共席而坐，共车而出。诸雇佣者之事其主人，皆忠尽瘁，犹必以佞媚济之。”[7](p450)故而太炎认为进化往往只能给一部分人带来快乐，而给另一部分人造成更大的痛苦。太炎先生认为进化论来源于黑格尔的理论，而黑格尔虽主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但提出了著名的“终极目的”说，此也是太炎所不能同意的。太炎从荀子那里汲取其“性恶”说，认为仅仅顺其自然，道德不可能进化至善，而且“纵情则为奔驹，执德则如朽索，趋利则如坠石，善道则如悬丝”[10](p284)因此太炎先生又从《易经》中辩证法中汲取营养，“既济则暂，未济其恒”[11](p194)意思是说，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不平衡则永恒的、绝对的。太炎先生在对西方进化理论进行理性的批判和改造后，将之与《荀子》“人性论”、《易经》中的辩证法思想进行奇妙的创造性结合，从而形成了章氏的“俱分进化论”。

《齐物论释》中的独特平等自由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观念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被当时先进政治思想家接受。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很长时间里，虽太炎先生与资产阶级革命者一道，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而英勇斗争，但实际上，太炎先生在平等、自由、民主等观念上与他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革命中及革命后，这种不同就会表现出来，甚至造成革命队伍的分裂。太炎先生论述平等、自由的文字多且分散，较为集中体现在《齐物论释》中。在这篇著名文章中，太炎先生以佛解庄，以相对主义为轴心，展示自己对时间、事物矛盾运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看法，突出了太炎先生独特的追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