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然，与其他革命者一样，太炎先生撰写《齐物论释》有其政治上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其思想意识上的追求，认识论上的发展，革命理想的描绘和坚守。太炎先生认为，庄子鼓吹万物齐一、“内圣外王”是为了从思想上泯除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达到无条件的精神自由。太炎先生一生坚持反对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绝对主义，摆脱身、心和物的束缚，实现个性解放和人生的绝对自由。他认为，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为他人而生。故儿女之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责任者，后起之事”[9](p444)“人类社会者，不可以个人故，陵轹社会；不可以社会故，陵轹个人。”[9](p448)所以在太炎先生心目中，个性解放、个人自由高于一切，是对封建思想传统的否定，也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所谓民主自由王国的理性反省。太炎先生强调，一切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并以“无分别智”否定事物之间的性质差异；事物的矛盾和差异都具有相对性质，而不具有绝对和永恒。万物之间并非孤立隔绝，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都有着内在联系。事物并非简单的同一，也非隔绝的众多，同一中有众多，众多中有同一。太炎先生之所以再释庄子《齐物论》，目的是论证一切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从而达到万物齐一的真正平等。“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12](p61)太炎先生的平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等，笔者姑且称之为“大平等”、“宇宙的平等”。太炎指出：“大概世间法中，不过平等二字。庄子就唤作‘齐物’。并不是说人类平等、众生平等，要把善恶是非的见解一切打破，才是平等。”[13](p308)“近人所谓平等，是指人和人的平等，那人和禽兽草木之间还是不平等的。佛法中所谓平等，已把人和禽兽平等。庄子却更进一步，与物都平等了。仅是平等，他还以为未足；他以为‘是非之心存焉’，尚是不平等。必要去是非之心，才是平等。”[14](p64-p65)太炎先生的平等是“宇宙的平等”，而自由则是“无待”的自由，即摆脱世间一切物质、精神、肉体、制度、公理等等束缚，完全“自倚自发自主”的自由。“近人所谓‘自由’，是在人和人之间发生的，我不应侵犯人底自由，人亦不侵犯我底自由。《逍遥游》所谓‘自由’，是归根结底到‘无待’两自。他以为人的自由不能算数，在饥来想吃、寒来想衣的时候，就不自由了。就是列子御风而行，大鹏子北冥徙南冥，皆有待于风，也不能算‘自由’。真自由惟有‘无待’才可以做到。”[14](64)可见，在革命家及知识精英们高举西方的自由平等的大旗，并努力在中国实现这些观念的时候，太炎先生则以佛教释庄子，丰富了佛教的内涵，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理念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有着章氏著名的平等自由观。

 

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批判和改造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革命实践的同时，对明天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制度进行诸多设想，而几乎在同时，立宪派也在鼓吹实行宪政的诸多好处。他们不管是主张“君主立宪”，还是“民族共和”，大都全力模仿或全盘吸收西方的政治模式。在这一点上，太炎先生显示出了与常人不同的智慧和远见。他敏锐地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诸多不足并予以批判，提出了自己关于政治制度的设想。其中一些观点体现于他的一篇政论文章《代议然否论》中。至今尚有不少人因此认为太炎先生否定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是不准确的。太炎先生在辛亥革命其间追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后虽然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但可以说太炎先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没有丢过。他对代议制的怀疑甚至批判，说明了先生政治眼光的锐利和远大，远超过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代议然否论》作于1908年10月，当时国内，立宪运动声势浩大，清政府开始“预备立宪”活动，立宪派兴奋之余，准备大干一场；而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反对“君主立宪”，但由于忙于革命，对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制度，大部分革命者也未做细致的研究和考察。太炎先生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较为深入的观察研究，对西方的代议制进行深刻的思考后，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太炎先生深深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深深爱戴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握并热爱中华民族的历史，因而在其研究西方文化的同时，总能做到互相参照，各有取舍，去粗取精，进行较为合理的结合吸纳，最后形成带有明显章氏印记的政治主张和见解。

首先，太炎先生不反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本身。早年，在维新变法时就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心向往之，美利坚政治制度“三分其立法、行政、司法而各守以有司，惟刑官独与政府抗衡”[15](p264)但随着对西方世界了解、研究的加深，太炎先生逐渐看清了西方所谓文明民主制度的不足和虚伪。更为重要的是，太炎一向以为，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文化思想制度即使是很适合该民族国家，也不能全盘吸收。他认为代议论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早就已经超过了实行代议制的时代，中国不应全盘袭用欧美、日本的代议制。而且，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识字者极少，经济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无法进行有效公正的议员选举。太炎先生为此列出一些具体细致的理由，今日看来也不无道理。章氏还以为，实行代议制与三民主义相矛盾，会因为分配议员名额而分为“联州”进而造成国家分裂，“而南北美之战争，将亟见于汉土”；且举美国为例，议员“豪右”致使“垄断”更甚且议员享有豁免权，太炎将之称为“数十百议皇”。所以，实行代议制与民族、民生、民权主义是抵触的。太炎先生还列举西方议院中的许多丑陋和弊端。

既然如此，中国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太炎先生也给出了自己的设想。

政治上不设议会，由国民直接选举出总统，总统必须从前届政府大员或中央某一部门主管人员中选出。须对总统进行限权、分权的办法，进行行政（包括国防、外交）、司法、教育三权分立法。那么如何立法呢？“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且“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诉于吏，法吏逮而治之。”先生还特意指出，“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的自由。另外，太炎在经济上也提出了一些控制纸币贬值，乱发纸币的办法，以及抑制豪强、官商结合的设想。[16](p306-p307)从此可见，太炎先生在《代议然否论》中提出的主张，主旨是反对封建帝制，主张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并对总统权力进行限制。以历史上明代的地方政治制度为基础（明代地方机构实行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互相监督牵制的制度），仿效西方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创造性提出其实是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之说，现今颇成为各国定制，然吾国于三权而外，并应将教育、纠察二权独立”。[17](p533)

 

地方自治主义 

 

是太炎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提出、鼓吹并进行一定社会实践、产生一定影响的政治主张。众所周知，太炎先生在1920年前是一直赞成全国统一的共和制的，为何转向地方自治呢？其实，太炎早在戊戌变法刚失败不久，就提出了“分镇”、“封建”思想，即将全国分为“王畿”和五“道”，而中央与“道”的关系非常松散。“道”拥有一切“行政属吏”之权。“这一新的体制将国家的权力中心已由中央下放到地方”[18](p107)太炎积极主张地方自治，是他全力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一贯思想在其建立政治制度主张上的反应。太炎先生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