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道德约束的方式就能制造出明君、清官、良民。这就给政治与道德的结合大开方便之门。两者的结合一方面给统治者提供了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暴力和谎言运用得相得益彰，这是道德本体化的一大公害；另一方面被统治者亦被迷惑把希望寄托在有道的明君和清官身上，忽略了改变社会结构的必要性。洛克说，权力使人败坏，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败坏。这告诉我们道德是一种社会结构的产物，不加限制的权力一定会产生暴政和独裁。对此，刘述先先生也早有先见之明：“传统儒家思想最大的一个错误在，把社会的阶层秩序当作干年万世永远不改变的应然程序，于是有所谓纲常的观念。”[39]

  3．政治整合与内在超越的结合形成知识层“内圣外王”的追求。自《庄子·天下篇》提出“内圣外王之道”以后，它在中国知识界始终是炙手可热的信条和至高无尚的理想。《大学》中的所谓“三纲领”、“八条目”是其从本体论到方法论的最详尽的解释。刘述先先生认为从孔子开始就强调为己之学，主张自我完善，并将道德向政治延伸。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弘扬知识份子应经纶在胸承接天之大任。陆九渊、朱熹、王阳明皆从其前辈那里接下内圣外王的接力棒。用本文的话说即以内在超越实现政治整合的宏图伟愿。刘述先先生同时也尖锐地指出“内圣外王”其实只是那个时代知识份子的乌托邦。
    确实如刘述先先生所言：“‘内圣’既不是‘外王’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的充分条件”。[40]按着这一思路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内圣”、“外王”不是一种势均力敌的组合。‘‘内圣’’作为道德过程和知识过程的体现者和自我完善的技术，它既无量的规定性也无质的规定性，而“外王”作为财富的支配者和权力的运作者它既是稀缺的又是排他的。目的的坚挺和手段的疲软注定了等不到目的实现手段就会被扬弃，人格理想的空壳留下来只能是一块诱人的招牌和龌龊目的的遮羞布，“内圣”中那种道德自律的成分会丢失殆尽，转而成为追求“外王”的权术和技巧，知识份子也在这种“内圣外王”的残酷角逐中自我消亡了。“内圣外王”成为纯粹的知识份子官僚化的精神兴奋剂和知识份子精神自杀的毒药。从李斯开始的这场知识份于屠巫术一直持续到现在。中国始终没有足够的为知识而求知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良知。看来韦伯把中国落后归因于没有经历宗教改革是有点太表面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