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儒学演进过程中两个不同发展路径的代表。

陆子守本于儒家，自古即有定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这一点，今本陆子著《新语》可证，《新语》凡引文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除一处出自《老子》外，其他皆出自儒家经典如 《诗》、《论语》、《易》、《孝经》等[23]，而称述先圣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论更是比比皆是。可见《史记》所记不诬。班固《汉书·艺文志》列《陆贾》二十三篇，而本传不载，其中当有《新语》各篇。《隋书·经籍志》亦列《新语》入子部儒家类。四库馆臣相沿不改，认为“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24]

由上可知，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历代均归陆子为儒家，这从其学术传承上也可得到佐证。王利器先生认为，陆子之学，盖出于荀子。《盐铁论·毁学篇》说：“李斯与包邱子俱事荀卿。”《汉书·楚元王传》也说，楚元王刘交“与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浮邱伯即包邱子，亦即鲍丘，文献所载不同，实为一人。荀子晚年适楚，终老于楚之兰陵。而陆贾为楚人，从浮邱伯游学，也是意料中事。《新语·资质篇》说：“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盖陆子与鲍丘游，因得以闻荀子说于鲍丘[25]。由此可推知，陆子学宗荀子，而陆子及《新语》宗法儒学可以明辨。



陆子以儒为宗，但不斥黄老道家，尽管其书中仅一处引老子“上德不德”之言，但对老子精神的阐述却可遍见于全书，如此陆子也有尊崇黄老道家的倾向。其述老子清静无为，曰天地万物“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也”[26]；而“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不过，“无为者乃有为也”，目的是达致“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 [27]的为治理想。

其述道家之精神专一，曰“专心一致”，“同一治而明一统”，“天一以大成数，人一以□成伦”；又曰“正心一坚”，“执一统物”[28]，然后“壹其道而定其操”[29]，与太史公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之意甚合[30]。

另外，老子思想的朴质精神也多见于陆子书中，如曰“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31]，又说“朴质者近忠，便巧者近亡，”“谗言似贤，美言似信”[32]，皆近老子本义。

而柔刚转化更是老子真义，《新语·辅政篇》曰：“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厥连，退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温厚者行宽舒，怀急促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强”。

反观以上所述，综览《新语》全书，陆子仍是以儒为主，而不斥黄老道家。

陆子虽宗儒尚道，却也多表现为力辩之士，《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陆贾“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游走于诸侯群臣之间，以知辩行纵横之事。他虽说项羽归刘太公吕后未果[41]，但两赴南越，数服赵佗，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其谈辩的能力[42]。扬雄《法言·渊骞篇》评价说：“言辞：娄敬、陆贾。”司马迁也说：“余读陆生《新语》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43]及陆贾纵横群臣间，促周勃、陈平联手翦灭诸吕，拥立文帝，苏秦、张仪亦不过如此。亡吕而继刘氏，功可以周、陈两人比侔，其纵横之术可谓精矣。

以是观之，陆子的思想乃是宗儒近于黄老而好纵横。

而贾生的思想倾向与陆子有大同，但亦有大异。

贾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学”，然观其学，仍宗于儒学。河南守吴公“闻其（贾生）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而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44]，李斯也尝学事于荀子，那么，贾生一如孟子，对于儒学，乃“私淑诸人”而已。

而侯外庐诸先生认为，贾生《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伪也”的理论。同时，贾生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思想的复述。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生则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这正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45]。

不仅如此，详析贾生思想，其核心仍不出儒学范围。同陆子一样，贾生也极力推崇仁义。他论秦之过，认为秦败即败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6]，而且他也曾指责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47]。贾生认为，汉初立，“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兴礼乐”，于是“乃悉草具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48]，如此制度变更更是儒者所为。

在对儒学的继承中，贾生尤重于“礼”。“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49]“礼”是优于“法”的，以礼治国，则可治之安之，此也正是贾生上《治安策》的目的。他在《治安策》中讲，“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积礼义而民和亲”，“今或言礼谊之如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观之也”？[50]礼优于法，贾生的思想倾向于儒学则无可辩驳了。在荀学的传统中，所谓礼法结合，即礼与法的实质是相同的，殊途而同归。礼之用，即“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者不可及也”[51]。如此即达到了与实行法制同样的目的。



故可见，贾生本儒，但近于法家。而贾生尚法家于史也可证见。吴公学事李斯，以治平天下第一为汉廷尉，可见非为醇儒，儒法兼学且法重于儒可想而知。贾生学事吴公，亲爱非常，又通诸子百家之学，其尚法亦可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然而，贾生并未学法家为政的具体措施，而是深得其精义，他只是反对立法于一尊，强调的是礼法结合。

“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因势变通，依权设立，本是法家行事之本，贾生深然之。所以他认为汉初独长沙王不反，“非独性异也，亦形势然也”，表现出对时势的良好把握。法家务实而精于事势，不尚空谈。贾生亦观于当世之要务，“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于疏举”[52]。其分裂诸侯，损抑匈奴，重农尚礼，习教太子诸策，可抗于商君《垦令》、《农战》、《开塞》、《靳令》诸篇，虽管仲、李悝、李斯之计不能过，确为法家之风。至于“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53]，亦非腐儒所能比。

然而，贾生郁郁不得志，渐生遁世之想，太史公曰：“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54]贾生又入老庄境界。其《服鸟赋》多引庄子《齐物论》、《养生主》之文，“从自然天道观的相对无穷，到知识的相对无真，以至人生观的死生齐一，结论为庄子的知命委命”[55]，较之《吊屈原赋》以屈子自喻，又深了一层消极。贾生无途于公卿之道，转而向慕自然，亦属自况之举，使心有所寄聊而已。

贾生宗儒重法而乐老庄，与陆贾殊为不同。

余论 从陆贾到董仲舒：汉代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