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
① 义利观
事功实学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阔"的评价，无功利的道义被认为只是无用的"虚语"，这是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进行的深刻修正。叶适解释道："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3《官法下》）他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 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1）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序目》卷2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利"不仅与"义"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完全不同于将"义"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义"的规范来取"利"的要求。他并非不言"义"，而是主张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仁义"以功利为基础，利义统一。他强调致富，但认为"'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书》、《诗》何尝有此义，学者不可从也；从之则富贵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矣。"（《习学记言序目》卷4） 他不认为义利是对立的，也不主张"明道"和"计功"对立；功利是义理的外化，主张结合事功讲义理，他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3《士学上》），"义"成为养"利"的手段。


②本末观
"重本抑末"是传统经济观的主要倾向。叶适则讲三代"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到汉代始行抑商政策，他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习学记言序目》卷19）此前反对"重本抑末"者也不乏人，但对这一传统教条本身进行公然批判否定、从学理上指为"非正论"的则自叶适始。尽管他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论"说，已经标志着宋人的商品经济观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水心别集》卷1《治势下》），指出"夫山泽之产，三代虽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自利"，当时"而坐盐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税赋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为重。"（《水心别集》卷2 《国本下》）他要求政府改变政策。
叶适对工商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反对重本抑末和夺商专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业者参政议事、进入统治集团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2）否定不许工商子弟为官的旧规，主张入仕无身份限制等，在经济思想史有着重要意义，这与时代变迁相关联。当时"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认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辑稿·选举》卷14之15、16）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与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唐六典》卷3）不同了。叶适的观点很有价值， 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地位提高，政治利益要求也提上日程；而古代中国谈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集团中代表商人利益、为他们讲话的意见就很难得。从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叶适要求许可工商业者入仕，证实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思想观念变化。不过，这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与西方的市民阶级的自治权益要求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农本工商末"这一基本概念的否定和突破。叶适的学生陈耆卿在叶适死后继承其学，并有光大。叶适生前对他褒奖有加，在《题陈寿老文集后》中夸陈之作"驰骤群言，特立新意，险不流怪，巧不入浮"。（《水心别集》卷29）陈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俗门·重本业》中，采用绍圣三年（1096年）当地地方官郑至道所作《谕俗七篇》内容，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此为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业皆本"的史料，较以往学术界定论此论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提出早约五百余年，(24)浙东实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贡献。
③理财观
传统时代的经济问题中财政是为关键。由于"讳言财利"，连大张旗鼓变法理财的王安石都小心谨慎地避"言利"、"聚敛"之名。(25)叶适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是说圣君贤臣都应善理财，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还提出"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即再好的办法，不顾客观 时代环境也不行。他批评王安石变法"夺商贾之赢""天下终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他的"善理财"的标准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 但他并不赞成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习学记言序目》评述《史记·货殖列传》时说："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诲整齐'者，其权皆听于奸猾不轨之细民而后可，则孰与为治？兼失之矣。"要通过理财来进行管理。然而，他也不赞成官营禁榷行管桑之术，认为："王政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因为"欲收 天下之功……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故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还说："若桑弘羊之于汉，直聚敛而已耳，此则管仲、商鞅之不忍为也。盖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无所不尽，则又有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水心别集》卷6《进卷·管子》）


他对当时财利匮乏的认识也别具一格："盖自昔之所患者，财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故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财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水心别集》卷10《实谋》）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论点。不过，叶适自有他的道理："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间耳"（《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一》）即关键在于治国方略的正确和取得实利功效，而不应"奉头竭足以较锱铢"。他提出入宋以来财入数倍发展"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但贫乏越重。指出"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余，今者财愈多而不足。"他要求罢去苛捐杂税，则"财少则有余，有余则逸，以之求治。"（《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二》）尤其针对越来越多的财入，说是"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水心别集》卷11《经总制钱一》）"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兵多而至于弱矣， ……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而后裕也。"（《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也就是要削减财入，减轻民众负担，这与他的富民思想分不开。(26)
④富民观
主张"藏富于民"是传统儒家的主张，但这是从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出发的。叶适发展了这样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