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感到国学思想中有着明晰的政治论。在宣长那里政治就是“事君”，换言之是“臣的服从”。宣长说：为君者，重要的事是祭神，大臣的责任则在于服务天皇，“奉天皇之大命”，各司其职。 宣长论列他的“服务政治论”，强调对“支配”概念理解的重要：“支配”由两个要素组成：“命令与服从”。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讨论支配者的意志，而在于强调被支配者必须以支配者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这样天皇的“大御心”就是“被支配者”的绝对行为原理。不可将天皇的 “大御心”说成是“命令”，“命令”由上而下，毕竟是客观理念，接受命令难免有被动心态，因此应将原本是“命令”的天皇的“大御心” 视为从天皇那里领悟到的“心”，以天皇之心为本人之心。
松本将国学与理学做对比说：理学在论说“士”的精神构造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宣长突出的不是这些，是以绝对服从为基干的“被治者”（被支配者）的心情构造。理学与国学的区别、国学的特殊“实践意义”在这里被明白突现出来。宣长塑造的是“天皇观的政治理念”。天皇有绝对的权威，政权担当非天皇莫属。一切胜利与光荣属于天皇。一切失败与缺陷与天皇无关，也与“为政者”无关。失败与“缺陷”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被支配者那里出了问题。 宣长还论证神道与理学的区别。理学强调教诲，神道不轻言“教”，而重视“事实”，主张以事说理。笃胤将“事实”说成“意识表现下的显在化”，“事实才是真实的道”。宣长与笃胤思想一致，都主张以神道为依据的“无规范性格”，把理学贬斥为远离“事实”的“空言”。宣长认为理学的空言作风其实也在违背孔子的教诲：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总之神道是在说明一种“非规范的规范性、非政治的政治性”。它的出现与儒家思想比较，更具有政治实践意义，与日本的政治国情况更加贴近。
在对日本政治所起的作用方面，儒学与国学仿佛各自有着自己的不同位置与分工。就象前文说的那样，理学特别关心人的内心世界，要人从内心深处产生变化，驱逐于“公”（国家与天皇）不利的私心杂念。在治心与治人两个方面，理学看重治“心”，可谓目光深远。心即意志，既然把人的意志牢牢控制，即可将整个社会控制在手中。
然而在日本的国学者看来仅仅依靠理学思想还无法使日本长治久安。国学大学问家本居宣长在议论到国学的研究对象时说，国学的研究领域具体可以分为“道学、有职学、史学、歌学”。其中他特别重视“道学”。然而他又坚决反对将道理解为中国的“儒佛之道”。他说道是一种特别的“古意”，为日本所独具。它不来自儒经与佛典，而出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这样两部日本最有名的历史典籍。他要求人们在读这两部书的时候特别留意神代史部分的叙述与思想。其中传播着天皇是神的皇国史观，反映了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中心意义，说明了神道就是“天照大御神的道，天皇总揽天下的道”。这样，国学的特殊地位就被突出起来。
与中国相比较，日本与中国皇帝（天皇）处境不同。中国自汤武革命以降，皇帝无道，可以通过“革命”驱逐下台，从而皇运隆替，新朝开启。日本不然，天皇“万世一系”，推崇天皇是日本必须遵守的政治准则。这样日本不仅要有理学来管理人民的思想，还要有一个学问来确立天皇无可侵犯的至尊地位，认定天皇神圣转世的天道神统，编制天皇至高无上的秩序法则。这些理学做不到，国学的诞生与兴隆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理学的本质是“心灵学”，国学名称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区别于“汉学”与“中华学”。从内涵意义理解还因为它是“国体学”与“国家政治学”。
确实，日本近世以来最大的学术为儒学与国学，两学并存，为日本封建统治的稳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松本三之介双管齐下，对理学与国学做并列的批判，可以说是揭示了日本封建政治的本质要害。
三、与丸山学术的关系
《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叙说》共分三章：第一章、国学政治思想理解的前提。第二章、国学政治思想的性质与课题。第三章、幕末国学思想。作者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要通过对国学的研究寻找日本政治思想特质，及其形成的原因。应该承认，无论古代与近现代，一国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展开都与该国政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也不例外，因此要对日本历史特质有所了解，就要对日本政治思想特质有所了解。而在松本看来，要了解日本政治思想的特质，必须追根求源地对日本政治思想形成的特殊前提与原因作认真研究。自然，这样的原因与前提可以从日本的社会中去寻找，然而也可以从相关的日本传统思想境界中去寻找，松本所做的工作是跋涉日本国学的精神原野，探寻本国政治思想的意识源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换言之，由观察日本国学的思想特质性，管窥日本广义政治思想史的特殊存在。松本的国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进行的。
松本从事国学研究之前，学界已经有了不少国学研究的成果。这包括：明治30 年的中野虎山的《国学三迁史》、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十讲》（明治32年）与《国学史概论》（明治33年）、村冈典嗣博士的《本居宣长》（明治44年初版、昭和3年增补改订）等。如果说以上的研究仅局限在资料建设方面，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大正5——10年）则指示了研究的新动向：注目国学与国民思想及社会状况的互动关系。 这给松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并启发他将这项工作继续开展下去。
可以说，松本在本书中所作的努力，就是实践志愿，将国学研究与社会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开拓日本政治思想史学研究的新视角，获得新发现。其实，受到津田左右吉影响的不仅是松本先生。家永三郎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时也说，年轻时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津田左右吉，从他对《记》、《纪》的批判与思想史的研究中获益非浅。特别是在毕业后读到他的 《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受到的思想冲击更为笔墨所难以形容，“由此世界的景色为此一变”。
松本的研究还与丸山真男有着密切的关系。《序言》说：自己刚开始从事国学研究的时候，还是一个研究生，论文都是在丸山真男的指导下写作的，时间是昭和23年（1948年）及以后的2 年。他对丸山真男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如果没有丸山的指导启发，论文难以完成，观点上的暧昧也无法克服。 松本研究与丸山真男所做的工作有着许多内在联系，都注重运用“以思想证思想”的方法，通过对日本儒学、神道、国学等思想史的研究，做日本思想探源的工作，以寻找日本政治思想的精神源头。丸山真男刊《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松本则有《国学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相近的书题，说明相近的研究志趣与问题意识，也说明他们在学术界的师承关系。《序言》他还对远山茂树等学者表示谢意。因远山茂树的介绍认识国学研究家伊东多三郎，受到多方面教诲；又因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报章杂志文库的帮助，有机会查阅资料，看到许多明治初年的报纸。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丸山真男的国学、理学比较论与松本三之介发生了共鸣。丸山说：勃兴期的国学，总是作为“儒学者的对立者”来确定自己的地位特征。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它竭力否定儒学对国学体系形成的影响。国学自称是“古学”，因此它也必然要否定自己是“来源于儒学的古学派”。国学家总是强调如何与“儒家的古学派”没有联系，与此同时，对儒学思想展开批判，以期从积极意义上与儒学划清界限，进而提高自己的地位。 松本在他著作中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丸山真男于1952年出版《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该书所讨论的主题是日本江户时代在儒学乃至国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