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利与势利。中国人缺乏坚执的信仰以及与之相连的殉道精神，与中国人注重现实，追求实利密切相关。鬼神信仰将人们的思维局限于现世人生，所谓的来世，只不过是现世的轮回，其实质与现世没有本质区别。何况在伪信中的中国国民，追求的目标更是只有现世，而无来生。“天国”从来都是自欺欺人的借口。鬼神文化导致了中国人只求实利的功利主义信仰态度，而这一实利的功利主义信仰态度又反过来加强了少坚信，实伪信的信仰特征。二者互为推动，彼此强化。

鲁迅认为，宗教信仰本具有“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是“不安物质之生活”而“有形上之需求”的人所追求的。8宗教具有使人“离是有限相对之现实，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的性质。然而，国人的信仰却有着福、寿、禄等具体的现实目的，并追求现世现报。“无事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是这种急功近利，实利主义信仰的具体表现。鲁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确有为信仰而”焚身的和尚，“砍下臂膊布旖无赖的和尚”，但这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z]ms在鲁迅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从贵为霸主的项羽，到贱为无姓名、无籍业的阿Q，脑子里所装的无非是现世的物质享乐。阿Q期待革命成功后所拥有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和邹七嫂的女儿等等，代表了中国上上下下各阶层人的人生理想。在基督教传人中国的近现代，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你为什么信洋教?为了三块北洋造。神甫不给我洋钱，我不奉教”。鲁迅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吃教》的文章，指出：“耶稣教传人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鲁迅认为这两个字实在道

出了中国教徒的“精神”。以实利主义为人生准则的中国人，必然将信仰作为交相利的工具，也必然以现实的实际需要来选择信仰的目标。鲁迅说中国人“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逢，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气幻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这实在是中国人信仰的实际表现。实利主义的功利心理是中国人在信仰和人生态度上善变、无操守的内在根源，现世的物质享乐是中国人衡量一切信仰取舍的不变律条。在这一律条的支配下，中国人形成了趋利避害，见风使舵，患得患失，苟且偷生的性格。这是一切围绕着个人的实利得失而必然采取的人生态度。鲁迅说：“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从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日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电中国人的“不为祸始～不为福先”的处世原则，都是围绕着实利主义的人生观而产生的。这是日渐自私、庸俗、卑怯的根源。一个拥有只为一已实利打算的民族，是一个势利的民族，也是一个卑怯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岂能产生前驱和闯将?鲁迅常常感叹中华民族缺少“诚和爱”，也热切期待着中华民族成为“信而立”的“真的人”。正因为如此，他发出了，“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年，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蜜制膏丹，全都踏倒他”的呐喊。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响亮、最坚决、也是最彻底的呐喊。

以上分析说明，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总结紧密结合了中国人的鬼神信仰。鲁迅的重大价值决不仅仅限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而是经由国民劣根性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从而完成了对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鬼神信仰的彻底否定和批判，这是至今仍值得我们继承的一份思想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