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全球化；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它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属性。文化身份与种族、血缘、地缘混为一体。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文化间的接触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文化间的冲突或文化危机仅仅是一种弱化的存在，且文化身份的确认所必须参照的一个强烈的“他者”几乎不存在。“在现代性之前，人们并不谈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我们称为的)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它们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而在现代社会，社会化大生产改变了传统社会原有的结构和运行机制，人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现代性向世界的扩张。在催生了“世界历史”的同时，伴随而来是对民族和地方文化传统的强行中断，的那些传统中，西方才出现了作为强有力的历史观念的民族。”既然民族是一种叙述，那么，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含混性、不确定性和叙述的想象性就使民族和在此之上的文化同样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是，按照安德森的理解，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由于这种共同体“并没有可以清晰辨认的生日”，所以，对民族久远的起源的认同因无法被“记忆”就必须被叙述出来。_民族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的问题。因此，确定民族文化身份的叙述性、想象性并不是完全否认文化身份的合理性，而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时代构建民族文化身份工程的复杂性。
　　
　　三、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建构问题
　　
　　文化身份是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新形式——文化政治或身份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更多的是第三世界或现代性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基于自身的现实处境，为争取平等和公正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和文化策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更多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如何确立和构建中国的文化身份也成为思想界和文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其实，中国的文化身份成为一个“问题”并不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应在中国跨入近代社会门槛、中国文化出现危机的那一刻起，因为构成普遍性的文化认同危机的要素——现代性和文化“他者”就出现在国门被打开之时，而文化认同是文化危机的直接后果。在某种意义上，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说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身份的眷恋，它也同时意味着中国文化身份作为一个问题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现代话语中。但这一问题在近代中国并没有解决，它被带入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20世纪以来，涉及中国文化身份的理论和实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两种类型。四个阶段分别是40年代以前、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以后。前三个阶段可以统称为守成型的文化身份建构，第四个阶段可以称为开拓型的文化身份建构。
　　
　　1.守成型文化身份建构。中国文化的生存权原本是毋庸置疑、不证自明地存在的，只是近代以后中国文化身份的这种不证自明性在中华民族的落后与挨打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在面对一个强大的他者文化(西方文化)时，中国文化对“他者”的态度是以一种割裂的形式出现的：心理层面的拒斥与现实层面的屈从。而近代以来以“体用”及变体为表现形式的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目标就是为中国本土文化在西方文化主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争得生存权，因此它是辩护型的文化身份建构。从近代到20世纪40年代，有关中西文化的论战或讨论基本上属于守成型文化身份建构的范围。
　　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在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中构建民族的、大众的、革命的政治型文化。这是一种新型的中国文化身份：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它强调批判、改造，清除其封建主义的成分；在对待他者文化(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方面，它借用新型意识形态的强大的整和功能达到了心理的拒斥与现实的对抗的统一，它要完成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铲除和取代。如果以文化认同主要趋向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衡量这一时期的文化认同，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它不是真正的文化认同，但它依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的建构：它并不缺乏传统，只是把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传统资源设定在五四以后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传统范围内；它也并不完全拒斥他者文化，只是把他者文化的资源限定在马克思主义之中，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被它认为是当代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是西方文化传统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最新成果。虽然这种新型的文化并不缺乏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开拓雄心，但它在现实的实践方面缺少坚实的基础，因而更多表现出一种乌托邦的幻象。所以，它是一种有限的拒斥型文化认同。
　　80年代，中国的主流话语是对现代性的几乎无条件的追求。对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而言，整个80年代是不可遏止的“现代性冲动”和无所不在的“现代化叙事”。中国的文化身份的建构面对的是双重难题：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失败和现代革命文化传统在当代的困境。于是80年代转而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建构策略，即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古代、现代)感到自卑与不满，开始崇尚另一种文化，并竭力抛弃自己的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变。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文化撕裂”。80年代的“蓝色文明”论就是这种文化身份建构的典型叙述。这也是一种文化身份建构的形式，可以称之为“逆向的文化身份建构”。
　　虽然前述三个时段的文化身份建构在认同取向、价值标准和实践效果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其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民族心理因素，就是现代性的焦虑。这种焦虑是基于对自己的后发型国家的现实位置的体认。由于它们没有获得足够的来自实践层面的有力支撑，因而并未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竞争寄予过多的期望。
　　
　　2.开拓型文化身份建构。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现实背景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而思想背景则是对中国百年现代性追求的反思。
　　在现实领域，90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动(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20世纪发生的这一最后一次巨型历史事件凸显了中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独特性。来自现实的一系列事件(如1993年中国的申奥失利、1993年夏秋间的“银河号”事件、入关，人世的一再延迟)直接刺激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1996年出版的两本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热销是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典型表征。它们似乎成为构建新型的中国文化身份的直接起因，但这些事件只构成表面的现象。其实，90年代初西方对中国的“围堵”并不是新型文化身份建构的根本原因，因为与中国近现代的不完整主权、建国后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相比，90年代的系列事件的严重程度要小得多。所以，90年代以来建立新型的文化身份思潮的兴起不是源于这一系列事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性焦虑的反思。现代性反思的动因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自觉和90年代以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近20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主流话语弘扬民族文化提供了现实的支持。因此，建立在现代性反思之上的新型的文化身份不是为中国文化求得基本的生存权的退守型的文化身份，而是在西方的现代性之外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分享“现代性的话语权”，从而建构政治话语的合法性身份。而“中国特色”就是对这一话语权的主动诉求。
　　通过对上述两种类型的文化身份的对比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即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主体的有意识的自觉的建构的结果，但建构的文化身份是否成功，确切地说建构的文化身份能否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成员所自觉地认同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二是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二者缺一不可。
　　当代的中国文化身份建构是一个关涉文化和政治多种因素的话题，对它的复杂性的分析和评述不是本文可以承担的工作。这里所能够指出的是文化身份的建构既涉及学术问题、认知问题，又涉及价值问题、实践问题。而文化身份建构的现实情形更侧重于后者，或者说，建构中国文化身份的关键是在现实实践基础之上建立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厘清文化身份的建构性特质、梳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轨迹，可以使我们能以现实层面的实践为基础，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