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徽州方言。　徽州方言，又名“徽州话”或“徽语”，与闽、粤、苏、浙四大方言并列。这与中原地带人类种群迁徙的联系十分密切，形成了以皖南为中心，包括浙之衢州，赣之饶州部分区域。徽州方言，跟闽、粤、苏、浙诸方言一样，都萌芽于中原古语。但由于历史的环境差异，它与其它方言间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来愈大，且更多地保留了远古的口头语辞和形象表达习惯。这种方言，至今仍是“徽州一府六县”的主要地方方言。徽州方言实际上是指歙县话、绩溪话、休宁话、黟县话、祁门话、婺源话，至于解放后曾划归徽州地区的旌德县、太平县、石台县，其语多属下江官话，一般不列入徽州方言。由于历史上歙县长期为州治、郡治，统辖休宁、绩溪等地，所谓徽州方言当以歙县话为代表。可是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外地人纷纷迁入屯溪，于是屯溪人口激增，曾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后屯溪又长期为地区所在地，是徽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屯溪话就成了当代徽州方言的代表。因此，徵州方言可分为屯溪话、歙县话、绩溪话、黟县话、祁门话、休宁话、婺源话等七个次方言区。而在每一个次方言区内，又存在着“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情况。如绩溪话，以徽岭为界，又分为岭南话与岭北话两大子区域。子区域中，又分若干土话圈。如岭北有坦头话、大源话、临溪话、上庄话。土话圈中又有核心区、缓冲区、扩散区。尤其是徽州边沿地界，方言交互重迭，错综复杂。方言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徽州方言，是以徽州人和徽州区域为主要对象的。这些当初生活在中原地带的家族举家南迁，最为明显的信号是引起了语言的种属分化。徽州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人口迁徙，先后有七十八个大姓落户定居，并在此繁衍生息。当外来种姓反客为主，成为当地最大种姓时，外来语言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古老土著人的语言，退而求次。因此，徽州方言语种的主要来源，正是基于战争引起的人口集中迁徙。战争这种人为外力冲击，打乱了当地山越人语言的平静和纯洁。生活社区重组，促进了人群的流散和语言交流的速度，导致了新的语言社区整合。另一方面，徽州东有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隘，是典型的封闭山区。隔山不便交流，隔河难以来往。相对独立且偏僻的地理单元，半封闭的山居方式，阻止了居民与边缘地界外来语言的同化，阻碍了语言自身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徽州方言特点的形成和定型。一些古语古词并及其原始表达方式没有被淘汰，语言环境的相对闭塞起了十分紧要的作用。徽州方言的顽固性，基于徽州人聚族而居的习性。这种群居习俗，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强大的宗法自治体系，而且在语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正是这样的语言环境，造就了徽州语言的个性，使得中原地带古语音古语言和土著山越语言的保存，成为客观可能。区域语言自身的特点，使得这种方言很难溶入其它语系并发展。文化的同源性，语言的同一性，又使得区域语言自身产生了一定的膨胀作用。
　　徽州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挖掘出许许多多远古文明的信息，更会给深层次地探索徽文化以全新的启迪。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州方言区域的界限，既是一种生活圈的界限，也是一种文化圈的界限，更是一种经济圈的界限。随着方言固有阵地的开放，方言群落的人为萎缩，方言自身也在发生着无法预料 的变化。

　　此外，还有徽派雕刻、徽派盆景、徽州漆器、徽州竹编、文房四宝（徽墨、歙砚、澄心堂纸、汪伯立笔）、徽州民俗等，这些都是徽派文化的重要内容。

　　这些文化的内涵，不仅体现了中国最正统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释家、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反映，徽州是儒家、释家、道家文化的一个厚实的沉淀区。

　　总揽安徽文化，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地跨江淮，北接中原，南联吴越。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在此碰撞、 对接、 融合，并滋生、 发育、 成长，我们权且定义其为江河文化。这种文化如江河之水，不择细流，兼容并蓄，而成滔滔之势；这种文化如江河之水，新潮叠涌，始终引领于时代的潮头，倡一时之风气，勇为天下先，立万世之经典，效千秋之垂范。

　　当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城市化进程脚步的加快，人类不同族群的迁徙和交流成为可能，文化的多元已成为必然，甚至融合诞生出新的文化现象，文化的消亡和没落也不是个别现象，但是毋庸置疑，这种带有地域特点积淀数千年的特色文化,依然影响并深深根植于这片神圣的土地，并赋予其勃发的生机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