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信仰誓词和构设纲领制度时，都极尽能事地讨好投合人的各种原始需求，动辄以利益期许、封侯晋爵等现实好处作诱饵当幌子，他们所依凭的所谓文韬武略经国大计，既不是修齐治平的现实统筹，也无立足远虑的政治哲学，他们甚至不必有系统的政策理论建制和先验而具创见性的公共意识，所以也就无需深究个人伦理对应于国家社会的精神谱系和政治智慧，只管抱定祖制体例以避免外戚僭主篡权改国号，堵防“冤民暴民”天街作乱毁庙堂即可依钵相传、道统正宗，从而稳准狠地掌控利用好民心向背，就算弄通了打家劫舍、安邦定国的文治武功，号准了江山气脉兴亡沉浮的定数，所以才有数千年仁政德政昏政暴政、陈陈相因反复轮回作践，才有经百年政团帮会“一贯道”主题依旧了无新意的拉圾回炉折腾！ 

正因为如此，他们根本不用费神劳力争眼看世界然后内引外联进行制度体系的变革创新，也无需借此输入有关政治文明的知识给养帮助自己提高执政能力？，而只需纵向寻踪随便在历史的权术库房中寻几件施恩布德的陈年旧谱活学活用虚张一下声势，即可了悟离乱治平中的整合与制御真传，因为他们知道人们最急切的需要是什么，当然既不是道德的说教，也无需信仰和主义的救赎，而是食色之欲，是对权利威仪难以遏止的贪婪和虚荣，因此他们总是能投其所好紧紧抓住人的弱点动脑筋打主义，因材“施政”对人性善恶趣味加以引诱和利用，并美其名曰“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他们用以搜罗支持力量和夯实权力基础的手段和策略都具有随机性和可变性，都是就地而即时的、投机取巧的，这样才可以把宪法当儿戏、把法律作技巧。总之，一切都是策略是手段、是形而下的技术层面。所以，无论是焚书坑儒搞思想运动，抑或制造 “冤假错案”、以及各种权灾人祸然后极尽妍态“下诏罪己”平反昭雪；还是搞“洋务”弄开放、乃至战争或媾和……林林总总，举凡这一切都不是基于原则观念乃至民生大义要求之使然，所以也就毋需争是非论曲直硬要搞历史清算，其实则都是基于制度维权的需要而作出的苟且之计，是权力组织化解危机、巩固既得利益的临时性救济手段和策略而已。 

所以，但凡受制于极权专断品质的个人或政团，其本身都不可能有真正的主义或信仰，也不必相信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和值得用心守护的信念，总之，作为反智与反道德的无主义权力配置，既没有可以遵循的行为边界，也无须设置某种道德谱系以桎锢其纯粹“临时打主义”的投机本性，再加上占据有恃无恐的暴力正当性和司法豁免权，其对人伦礼数的背叛和绝情无义比之于黑帮魔教和市井青皮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组织原则和哲学理念可以左右其对权力的随意把弄和支配。所以，他们没有主义不讲信用，也不必深究有关政治哲学所应遵从的治国理念和思维路径，因而也就不可能拓殖出富于创见性的执政意识以适应现代政治文明的需求。反之，对于任何权力中人，其只需精熟于油滑圆通的处变机巧，号准权力场域上上下下的筋脉脸相，即可把握住中国特色“无主义社会”政治的胜算法器。 

正因为如此，他们本能地拒斥一切形式的主义或信仰，反对一切拘泥于法条原则的政治立场，并顽固抵制权利游戏中任何形式的让渡、磋商与妥协，他们坚信：权力就是效率，拥有权力就拥有一切，因而把一切有碍于其权力铺张的信仰或主义都视为“搅局理论”并表现出神经质的敏感和防范，他们清楚地知道，任何真信都会对人的现实境况提出发问和质疑，都会有对人生各种可能性认真推论并付诸实际的行动，所以便会对虚假谬误不予认同和附会，从而拒绝与权力结党营私从事政治违法和制度犯罪。因此，独裁者们除了虚构某种价值对人们进行诛心改造以使其自觉服从之外，他们总是力图分化瓦解一切真实的主义和信仰，以便于网络和引诱更多听命于专制意识形态驱使的无主体辨识力的臣民。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悖谬的事实：历史总是被恶行所主导，现实总是被乱象所遮罩，人类对正义和善的诉求始终处于理想而非现实的期待状态，虽然对明天会更好的祝福和守望保障了人间没有整体向地狱崩塌，但层出不穷的社会灾难也几近将人们逼向绝望的境地，并严重扭曲和挫伤了人心向善的热情和希望。正是这种长期性的正不祛邪、善不胜恶的人间社会常态教化和演示之使然，才使人们都习惯于被反理性能量所误导和牵引，然后集体倒向当下的各路得宠者，由此才造成盲目的冲动往往压倒智性的分析和思考，最终将社会公共生活层层败坏并让路于反智与反道德力量甚嚣尘上，一次次劣质恶化组合并上演着挥之不去的灾难性“主旋律”。所以，同样是勒庞所说：“群体性领袖，尤其是革命领袖，大多才疏学浅，他们的勇气超过才智，意志超过思想，因为才智过多会给他们的行动带来障碍，但正是这些才智有限的人给世界带来最大的影响”。 

综观以上分析，我们常感绝望窒息的是：比之于传统专制统摄用民防民的粗鄙逻辑，现代专制政团更擅长于以现象上表述清晰、目标明确的系统化颠覆理论和公共策略，在群居社会中进行反复的分化组合，利用社会历史主客观因素形成的序列级差和不均势现象制造紧张关系，在人与人之间植入离散性因子以期达到分化瓦解其结盟的目的，将人众按政治许可进行身份编制和等级排序，从而全面掌控对社会的精神评价与物质资源分发权，以便实现其对人民全天候的体制化监控和隔离，最终将原有自足谐调的社会伦理和人情生态导向对政团同盟的无原则依附和归化，迫使人们自愿委身于最具赎买能力的寡头政团。这时候，个人的申辩和主张就显得无足轻重甚至毫无意义，个人一路退让，在非法政治恩威并举、无所不用其极的威逼利诱之中始终处于守势和退势。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得不迷恋于力量的神采，不得不被各种现世成功的虚拟光华所蛊惑，为历史与现实博弈对局之后的赢家们所折服，日久之后势必内化成为人们自愿适应甚至积极效尤的精神品质。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在绝望中寻求希望，寻求有益于人性健康成活的出路，所以我们相信：“人人都希望着能诗意地栖居”，相信对某种形而上的坚守能使庸常的生活显示出有意味的形式和美感，因为“思想存在于人的日常行为和生活之中，它凌驾于一般的语言结构和认识之上”（福柯语），有足够的事实表明：思考总能引领人们走出现实的顿挫和人性的误区，帮助人们克服精神上的荒谬性和软弱感，引领人们摆脱生物属性给予人的种种限定和羁押，让人获得“社会人”的尊严与荣誉评价从而活出意义来。有了思想和信仰，我们活着便有了根据，便因为心有所寄然后超脱于日常机械重复、庸俗无聊的光阴轮回，从而避免社会结构中因政治经济、文化身份和族性等因素形成的误解和忌恨，为人们寻找到辨识行动的方向和价值追问的力量和源泉。因此我们应该有值得寻根究底的价值追问，应该有直抵天地万物的内在关切和大爱，而不是蔑视生命、诋毁造化所赋予人的本质属性并将其妖魔化牛鬼蛇神化，从而肆无忌惮地秉持着无主义无原则随意盗用“宏大主题”之名滥施暴力残害无辜，更不能因在非法的权力博弈之中取得胜局从而获得了操控话语殖民霸权，便可率性而为不经授权委托就要强制代表公众的头脑和发展方向，让芸芸众生为其个人或集团的各种“馊主义”假信仰纳税买单。 

正是有了基于人类一家、福祉共荣的命运感，才可以使人们能超越各种限制为一切非正义的压迫和歧视表现出本来与其无关的道义愤怒，才使我们赖以存在的世界几经绝境却依然让人心生流连眷恋之情，所以福山写道：“愤怒的产生都是因为感到愤怒人相信一切受害者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类，他们总担心一些人的价值没有得到认可，所以容易遭到强权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