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时对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之议，即表明思想界仍维持“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20年代）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
　　将“年代”视野引入现代中国，或也难免聚焦于作为时代命名的事件，毕竟，历史上能够作为时代命名的事件并不多。审视1920年代思想界的走向，就难以绕开“五四”。“五四”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分水岭，原因必多，其中之一当与“分裂”相关。“分裂”是全方位的，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以及学生运动，都预示着种种“分裂”的肇端。研究中国现代思想的学者，也大体接受这样的看法：1920年代是思想冲突加剧、思想界随之分裂的时代。
 
　　学者思考的起点大都立足于五四“思想”的多歧性，论证则指向“政治”立场的分野。娴熟这段历史的周策纵就指出，1919年以后，知识分子首先在思想上、继而在行动上的不一致与日俱增，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个运动产生了巨大分裂。“一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徒劳地要求在军阀统治下实行温和的改革，另一方面左派份子和民族主义者在苏俄与日俱增的影响下加速了他们的组织活动。”（注：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页。）或许是因为这个观察稍嫌简略，且偏重于政治因素的分析，近年来也出现了从新的视野对此展开讨论的论作，罗志田就从“西方分裂”的角度分析了“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分化：从整个近代这一中长时段看，新文化运动既是西潮在中国的颠峰，也是其衰落的开始。早期的《新青年》尚处西方整体观的余荫之下，“五四”以后即渐分，表面是分裂为激进与稳健两派，实则与“西方”的分裂有很直接的关联，如学界与思想界就都有所谓英美派、法日派以及尚不明显的俄国派之分。（注：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通过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1920年代）《新青年》同人思想分化的追踪，以审视中国思想的走向及思想界的分裂，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依我之拙见，1920年代思想界因何分裂，分裂的程度如何，尤其是如何评估思想界的分裂，及所涉及的时间断限，值得进一步申论。关键在于，聚焦于思想界的分裂，往往将中国社会的重组掩饰，而这其中所发生的转变，却是同样值得重视的。这也意味着，本文希望能够结合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思想界的“分裂”做一概论性申述；以期在增进对“1920年代”了解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
 
　　一、审视思想界分裂的“后见之明”
 
　　关乎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显是易于搀杂种种恩怨的话题。如何避免纠缠于其中的“后见之明”，尤其是当事者事后的种种说项，便成为绕不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如不能对此略作说明，恐是难以做到“返诸旧心”的。（注：就此而言，柯文考察义和团所提出的“历史三调”，以及舒衡哲对五四“记忆”如何延续的探讨，都提示了历史学家处理有关问题时应有这样的“自觉”。参见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舒衡哲，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罗志田近年《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文也涉及此问题，见氏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174页。）因此，在问题展开之前，略为勾画思想界分化问题的缘起，也是必要的。实际上，“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图景”，即由此塑造。这其中，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就构成塑造历史的重要元素，并以此作为思想界分裂的象征。胡适即有其“后见之明”，作为当事人之一，晚年他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看做“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注：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的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这样的解释当然有“郢书燕说”之嫌，论者对这段历史的考辨，就指明这场论战的历史图景是如何塑造出来的。（注：见李林《重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收入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3页。）实际上，这样的“回忆”并非只发生在胡适身上，关于“五四”的“记忆”，差不多都由此展开。譬如，夏衍也指出，“1919年到1920年，是一个新旧决裂和分化的时刻”，“五四”初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政治口号，逐步增加了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反礼教）的新文化运动的色彩，“这事件，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进一步的伟大的分裂”。（注：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6—27页。）凡此种种，都提示我们注意，重塑1920年代思想界的图景，需要面对种种“迷思”，甚至“迷思”是由当事者自己营造的。
 
　　应当承认，“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分化，当时即已成为问题。1920年瞿秋白即有言：“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像当初那样简单了。”（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新”、“旧”之争，是探讨五四时期思想界走向的基本向度，无须多作说明。这里瞿指出思想界“新派”与“旧派”之分，即是延续了有关话题。只是他已注意到，“新派思想”中“潜伏的矛盾点”已“渐渐发现出来”——尽管未曾具体言明“发现”的究竟是什么。
 
　　“新派”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派系之争，在“后五四时期”也偶有提及。主要是针对个人及所属籍贯和教育背景而言，并不一定确有所指。胡适进北大主要靠陈独秀援引，校内当时主要由章太炎门下弟子把持，陈去势孤。汤尔和、蒋梦麟等常在人事安排方面党同伐异，被指为“浙派之植党揽权”。此外，沈尹默是所谓北大“法国文化派”要员，与李石曾、顾孟余等“结党把持”，与胡适对立。胡则逐步培植自己人脉，即后来鲁迅所谓的“现代评论派”。吴虞注意到这一现象，因而评论说，“李石曾辈很有势力，北大教职员会，李派与胡适之派人数平均”（注：吴虞：《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295页；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5年1月17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1926年下半年鲁迅南下厦门、广州，在厦门、中山大学均与顾颉刚卷入复杂的人事纠葛，甚至闹到有你无我、你来我走的地步，报上就有“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的说法。（注：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1927年4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2—430页；鲁迅：《两地书》第2集，“厦门—广州”（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鲁迅全集》第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