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胡适的信中，就谈到“团结”问题，提出应该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像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是不大容易了。”但主张不必相同，只要“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所要者，“《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注：李大钊：《致胡适》（1919年4月），《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6页。）。这当是有所指。就在这年年底，《新青年》第7卷第1期出刊，内中刊登的据称代表“全体社员共同意见”的一则宣言，颇为引人注目。一本已发行到第7卷的杂志，表示“本志的具体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已足使人惊讶；既说社员持论各不相同，却又“要将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明白宣布”，更令人回味。（注：陈独秀：《〈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合理的推断是，《新青年》内部已出现不谐之音，且引起社会上种种猜疑，否则大可不必在这个时候宣示什么“公共意见”。
 
　　从宣言本身也不难发现，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知上，《新青年》内部确实已产生裂痕。究其实质，是在杂志经历一系列风波，引致其成员间潜在的分裂倾向时，编辑部成员重新在寻求共识，焦点则是“政治”。拾起“民众运动”与“社会改造”的旗帜，并表示要和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即是试图找寻在政治上沟通的契机。但这样的沟通，收效甚微；其成员间的裂痕，也难以弥合。
 
　　问题并不是要不要“谈政治”那样简单。照胡适的说法，1919年以前，《新青年》大致还是“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有意不谈政治，主要受其影响，“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是注意政治问题的”（注：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4日。）。陈独秀对此还颇有报怨，“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但他坚持认为，“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作哑呢？”况且，“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注：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8页。）其实，1919年以后《新青年》更多介入现实政治的讨论，也是事出有因，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以及由此催生出的学生运动，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新青年》又岂能置身事外。
 
　　这其中的区别主要在于，陈独秀毫不讳言要“谈政治”，是因为有了明确的“理想”与“主义”。在《谈政治》一文中，他就表示，我深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劳动阶级的枷锁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带上的，“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注：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于陈大张旗鼓要“谈政治”，关键在于，文中所表达的——如把自由主义看做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显示如何“谈政治”，陈已有了他的答案。而胡适也未必忌讳“谈政治”，《星期评论》出版后，他就撰文表示，“如果要使思想革新的运动能收实地的功效，非有一贯的团体主张不可”。只是胡尚未形成具体的“理想”与“主义”，所以仍守护于“谈政治”要基于“研究的结果”（注：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谈政治，而是如何“谈”。宣言反复声明要和过去及现在的各党派“绝对断绝关系”，且“永远不忍加入”，才是症结之所在。具体说来，导致《新青年》团体陷于分裂的导火索，当是这个杂志的“色彩”越来越趋向“过于鲜明”。
 
　　就在这则宣言发表后不久，1920年1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同时将《新青年》带到上海编辑出版。当陈将编辑工作交由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担当后，这个杂志逐渐成为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该如何走下去成为其成员不得不思虑的问题。胡适再度祭起“不谈政治”的戒约，认为问题已到必须解决的关头。1920年12月他致函陈独秀说，尽管你本人也声称并不为然，但杂志“色彩过于鲜明”，却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况且“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第一，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第二，将《新青年》迁回北京出版；第三，“暂时停办”。当时在北京的《新青年》同人，也对此发表了意见。（注：胡适：《致陈独秀》，见张静庐编《现代中国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10页。关于《新青年》的分裂及此后其同人所搭建的发言台，笔者在其他文字中有更详细讨论，此系对前文之补充。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尽管多数编委主张《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却没有能够落实。在上海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因为遭查禁，最后只好移到广州出版。虽说《新青年》这个旗帜还在，但不难看出，自这个杂志迁往上海，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曾经掀起过巨大波澜的《新青年》群体分道扬镳，已无可挽回。
 
　　如何看待《新青年》群体的分裂，是不该回避的问题。上述种种，似都给出明确信号，《新青年》的分裂缘自政治上的分歧。所谓“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近年来表述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于此也有了确凿证据。然而，这样的评估却难免“后见之明”的痕迹。关于什么是五四的核心，从来就是言人人殊的问题，和历史上其他充满歧见的事件一样，五四给后人的昭示也并不完全一致。张灏曾归纳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揭示出五四思想中存在一些对立发展的趋势。（注：张灏：《形象与实质——再认五四思想》，见韦政通等著《自由民主的思想与文化》，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第23—57页。）这有助于认识中国现代思潮的诡谲歧异。同样的，在政治立场上清楚辨析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或也是轻率的。如论者所说，“五四”时围绕“政治”问题进行的辩论，“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或者最有益地被理解为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幼稚或短见的表现；或者理解为激进分子偏向政治教条化的倾向”（注：格里德：《五四知识分子的“政治”观》，见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揆诸“后五四时期”的历史，也不难发现，“问题与主义”之争，或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辩，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即以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来说，也未见有什么严重分歧。（注：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笔者也曾对此有所讨论，参见章清《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离：自由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图景》，收入瞿海源等主编《自由主义的发展及问题》，台北，桂冠图书公司2002年版。）关键在于，尽管《新青年》为同人杂志，但杂志中人的思想背景与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同人间的分歧其实早已潜埋，只是在启蒙的诉求下，这种分歧被遮掩着；随着政治话语慢慢浮出水面，分歧即暴露出来。只是，此时的“分裂”主要由陈独秀的“出走”表现出来。至于思想界的“分化”，主要体现在《新青年》群体的“瓦解”，还没有通过形成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