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英：《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新建设》第1卷第5期，1924年5月。），相应的也将“智识阶级”定位于革命不能依赖的对象。恽代英《评醒狮派》就明显有这样的用心，文章写道：“自从《醒狮周报》出版以后，我又加了一种不赞成他们的理由：便是他们的‘士大夫救国论’。他们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而没有民众站在背后之士大夫，总不能担任革命的责任，“二三十年来，康有为、梁启超、章行严、黄炎培、胡适之辈，皆曾为一时士大夫救国者之领袖，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然都一一堕落，成为过去之人物”（注：恽代英：《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76期，1925年4月25日。）。
 
　　从恽代英文章点到的这些名字中，也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胡适之辈”与前所论及的“敌手”划归在一起，理由则是阶级——“士大夫救国者之领袖”。这也给出重要的信号，思想界的分化，缘自阶级意识的提升。而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于“思想界”的意义也显露无遗。笔者联系中国社会的重组检讨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其用意也在此。因为中国进入以阶级方式动员的社会后，读书人所仰赖的那个“界”，其凝聚力，是远不能与阶级动员的方式相提并论的。因此，所谓思想界的“分裂”，实可看做中国社会重新组织的产物。事实上，正是这段时间，尽管“赤与反赤”的论辩已甚嚣尘上，但“阶级专制”还是更多引起胡适的警惕。在草拟给陈独秀的信稿中，他就明确表示难以相容于“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甚至提出，“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注：胡适：《致陈独秀》，《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第72—77页。）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大致可以判定是在20年代晚期愈发突出的，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如将问题延伸到代表“左翼”思想的“创造社”的崛起，则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枢机，当有进一步了解。因为这个“思想界”，较之“五四”时期，已有宵壤之别。
 
　　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团体，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五四”一代：“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我国新文艺由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文艺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学术独立，愿与天下无名之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注：见《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1921年9月29、30日《时事新报》，收入饶鸿竞编《创造社资料》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页。）郭沫若后来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做了详尽说明：这个团体初期的主要分子，不曾直接参加《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和那一代的启蒙家也没有师生或朋友关系。但这一团体的出现，意味着文学革命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前一期“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主要在新文学的建设”。结果，“他们第一步和胡适之对立，和文学研究会对立，和周作人等语丝派对立，在旁系上复和梁任公、张东荪、章行严也发生纠葛，他们弄到在社会上成了一支孤军。”（注：郭沫若（署名麦克昂）：《文学革命之回顾》，《文艺讲座》第1册，1930年4月10日。）
 
　　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算得上点题之作。文章写道：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项工作为旧思想的否定，第二项工作为新思想的介绍，但这两方面都不曾收得应有的效果，“胡适之流才叫喊了几声就好象力竭声嘶般逃回了老巢”，“新文化运动不上三五年就好象寿终正寝”。（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冯乃超也质疑文学革命这个所谓“文化上的新运动”究竟获得了什么。在他眼里，《红楼梦》的考证，《儒林外史》的标点，都能风靡天下，“这又有什么意义？”“考古！疑古!!动地般敲着退军的鼙鼓，博士的责任就此告终了，博士的历史的使命就此完结了，不太仓皇了么？”提到鲁迅，用了“这位老生”的字眼，认为鲁迅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注：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第1号，1928年1月15日。）。
 
　　创造社的崛起，展现了思想界分化新的缘由。冯乃超后来对此有坦率检讨，指明参与其中者，主要受当时日本流行的左倾“福本主义”的影响，这种“天马行空”式的理论，明确主张文艺运动要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注：冯乃超：《革命文学•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受到这样理论影响的青年回到中国，并祭起革命文学的旗帜，也意味着文学本身，都让位于政治的考虑。首先，过去的作家，都必须转变方向；过去的文学活动，也必须进行全部的清算和批判，否则，按照成仿吾的说法，“文艺的方向转换是不能实现的”（注：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1日。）。于是，所谓“思想”的争鸣，主要不是通过文学和学术来表达；“思想界”的分化，也并不取决于“思想”的标准，实际取决于政治的立场。郭沫若还是就胡适的资格发问，“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注：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而到成仿吾那里，则是掷地有声的，“打发他们去！”具体地说，那就是“在意识形态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它们的代言者清查出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评价，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注：成仿吾：《打发他们去！》，《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
 
　　约至1930年代前后，思想界的“分化”也呈现出新的形态，双方都着眼于彼此的不同。最突出的是围绕“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前后的评价就颇有不同。1928年彭康就坦陈要对这场论战“算个总账，一笔勾销”，他认为从“玄学鬼”张君劢，“科学神”丁文江，一直到“柴积上日黄中的老头儿”吴稚晖，都只是蛇蝎一篓，“没有区别”，“都是我们理论上的敌人，所以非彻底地决算一下不可”。（注：彭康：《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彭还努力区分“我们的文化运动与胡适等的文化运动”，具体地说，“胡适的文化立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只是‘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我们是阶级的意识和斗争的精神。”所以，“在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上，我们又不能不说胡适自己是反动的”（注：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有意思的是，王明在批评“李立三路线”时，也特别提到，“资产阶级的大中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汪精卫改组派、胡适之民权派、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等），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注：王明（陈绍禹）：《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1931年版；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9—515页。）。这里的意味是，尽管对胡适等人的命名，各不相同，但已将这一派作为“反动”的一翼。
 
　　一方既然表示要“打发他们去”，那么另一方的反应也是可想而知的，思想界的争斗愈趋激烈，与此不无关系。被目为落伍者的鲁迅、胡适等人，就卷入种种是非之中。以胡适来说，1925年的武汉之行，就让他“挨了不少骂”。他称这些文字为“妙论”，从中我们也可领略新的意识形态化的批评在中国的呈现。（注：胡适在日记中提到，“湖北一班共产派的学生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