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想派别表现出来。未来的情形如何，还需要通过对杂志同人“后五四时期”的思想进一步追踪。
 

三、政治歧见：一个目标，两条道路
 
　　《新青年》南迁上海后，胡适曾表示有意另创一个专事哲学与文学的杂志，但这样性质的杂志却没有能够出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包括胡适在内的原《新青年》杂志一群人，再汇聚知识圈及政治圈的其他力量，走上的仍是“谈政治”的“歧路”。这里的意味是，《新青年》群体分化后，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而且均关注于现实政治。这样，追踪《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也有了重要依凭。藉此，可以进一步了解“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又有怎样的“政治歧见”。
 
　　由“不谈政治”到走上“谈政治”的“歧路”，这是知识阶层的一个新动向。其实，在那样一个时代，不单知识阶层有新的动向，其他社会阶层也是如此。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讲演，就曾表示，“近来许多好人打着不谈政治的招牌，却是很不应该；社会上对谈政治的人，不问好歹，一概的冷淡，也是很不应该。”国中优秀分子当有一种“觉悟”：“国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关系的。谈，我是要谈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注：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年11月7、8日《晨报副镌》。）正如白吉尔所揭示的，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也许就注定了这个信誉扫地的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控制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而在军阀横征暴敛的年代，所有社会集团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在经历一段拒绝参与政治事务的消极抗议后，愈来愈多的商人与企业家意识到，只有通过改革，实现政治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变革，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和深入的发展。（注：〔法〕白吉尔著，张富强、许世芬泽：《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5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不单一向远离政治的商人与企业家“思出其位”，知识圈中人，此时也同样感受到不得不卷入政治的压力。1920年底陈独秀赴粤前，曾特地致函胡适、高一涵，提醒说，“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还坦陈此乃他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注：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约1920年年底）；《致胡适》（1921年2月15日），见《现代中国出版史料》甲编，第7、8页。）一开始，许是种种流言在传布，却也绝非空穴来风。即便知识阶层仍守望于学术理想，也不能杜绝各种政治势力对知识阶层的关注。李大钊就用“处女的地位”，说明了知识圈的处境，“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一点醋意”（注：李大钊：《致胡适》（1921年），《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1页。）。对此，胡适也深有体会，研究系蓝公武曾拖其加入他们的“联省自治”运动，只是胡仍坚持，“我虽现在不主张放弃政治，但我不能玩这种政客的政治活动”（注：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2册，1921年9月21日。）。这些或都表明，在那个政治情绪高昂的年代，大学中人同样有不能免于政治影响的尴尬。《新青年》迁离北京后，留在北京的一群人同样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整合起来。终于在1922年5月，一个新的杂志问世了，只是，这个新杂志与原先胡适所期许的纯学术性杂志全然不同，以“努力”命名的这份刊物，明确指向的是对政治事业的图谋。而且，该刊第2号发表的由16位学者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所标举的“好政府主义”论纲，与梁启超的见解如出一辙。
 
　　从前或宣言“不谈政治”，或信仰各种主义的一群“清高人士”，竟能平心降格提出“好政府”的主张，在思想舆论界也激起热烈反应。赞同的意见大多来自教育界人士，北京几所学校的校长就联署作为宣言的“赞成人”；批评性回应则较多来自其他政治派别。（注：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批评可参见邵力子《读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18、19日《民国日报》。来自无政府主义方面的批评则以区声白的评论为代表，见区声白（署名声白）《中国目前的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民钟》第1卷第5期，1923年7月10日。）较之“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努力》的创刊对于了解不同思想的交锋，无疑更具意义，提供了审视思想界“政治歧见”的重要资源。
 
　　据张国焘回忆，当时聚集在上海的一群共产党人，认为好人政府的倡导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故主张“不必顾虑到与蔡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应将“我们的主张公开出来”。（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233页。）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批评“好政府诸君”为“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注：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先驱》编辑部还发文说，“我们要知道好政治与坏政治，不是几个好人或坏人弄成的，乃是一派怎样特殊势力或特殊阶级弄成的”，在北洋派武人势力的基础上建立“好政府”，“未免太空想，太滑稽，而且太不努力了”，“在未实现之前，即已定了死刑”。（注：《先驱》编辑部：《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
 
　　甫经成立的共产党对《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质疑并不令人奇怪，这不过是五四后“革命话语”流行的一个表象而已。在军阀蝇营狗苟的政治环境下，不单共产党表达出对“阶级革命”的关切，《努力》的普通读者也希望“好人”诸君能深入民众，甚至不乏革命的呼声。在这一点上，《努力》所主张的确是倾向于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修补式的改造，明显与革命的呼声适成对照。不过，从当时的思想格局看，无论倾向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还只是刚刚汇聚成政治力量，也许政治主张已渐渐趋远，但未来的政治走向如何，仍有诸多未确定的因素。
 
　　事实上，中共二大宣言仍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紧接着胡适所写《国际的中国》也积极呼应，明确表示宣言认同于“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是可喜可贺的事。所不同的是，中共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军阀的扰乱”作为中国内忧外患的祸源，胡却要人们相信，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尽可不必做惧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是自然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注：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第22号，1922年10月1日。）胡适后来曾言，这是他最挨骂的文章，“共产党至今骂我此文，国民党也不会了解此文”（注：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08页。）。
 
　　论者将《我们的政治主张》视做“是对那些可看作‘自由主义’的观点的第一次系统的概括”，大抵不错。（注：〔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除阐述“好政府”的政治论纲，《努力》也提出了对斯时现实问题的具体意见。在这些具体的政治主张上，譬如“联省自治”，双方也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