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277页；鲁迅：《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398—401页。）此外，学生方面也被时人指为有“两种大的倾向”，五四运动之后，两者“越发分明”：前者是新潮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运动”；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仰慕者”。（注：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北大廿五周年纪念刊》（1927年12月17日）。）
 
　　约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思想界的分化成为言说的中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民族精神”成为建构三民主义的重要符号，相应也产生种种批评“五四”的意见。叶楚伧《由党的力量来挽回颓风》就声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且将黄金时代定于三百年前，明显表现出对近代以来的文化变革，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屑。陈立夫更是表示，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有的文化工作，“大部分均系破坏工作，以致吾国固有之文化摧毁无余”（注：陈立夫：《文化建设之前夜》，《华侨半月刊》第46期，1935年5月10日。）。而在“革命”名义下，“五四”思想也被分解。朱镜我1930年发表《中国目前思想界的解剖》即道出，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机会主义代表着“在现状态下有相当势力的思想系统”，而“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即是胡适一派的理论，新月派的立场。他们完全失却了革命性，“看不出帝国主义实使中国沦于崩溃的事实，也看不出封建残余阻碍中国的自由发展之事实”。（注：朱镜我（署名谷荫）：《中国目前思想界的解剖》，《世界文化》第1期，1930年9月10日。）这里可以看出思想界的分裂是如何被定性的——主要来自于敌对思想的互相涂抹；“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的命名，形成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自有其深意在。这多少表明有关思想界分化的看法，缘自政治的立场；同时也提示当紧扣20年代末30年代中国社会的演进，审视思想界的走向。
 
　　像这样本于政治立场针对“五四”思想进行的解释，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政治色彩愈加浓厚。1940年翦伯赞就撰文指出，在五四运动中，胡适及其流派，“一面对于还正在与他们直接斗争的封建思想，作正面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真正在兴起中的社会主义思潮拼命的打击，而积极的鼓吹资本主义合理之资本家的精神。”同样是将“胡适及其流派”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尤有甚者，因为抗战时期广泛开展民族动员、文化动员，胡适等还要承担“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责任，认为胡适等抨击中国古典圣经贤传，殊未知儒教“也不是完全没有积极的成分”。即便否定，也并非完全消灭，是要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着并发展他，当作新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注：翦伯赞：《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见《中国史论集》，文风书局1944年版，第21—34页。）国民党方面，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也对“五四思想”贴上新的标签。以蒋介石之名炮制的这本书，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等而视之，认为五四后输入国中这两种思想，不仅不切于国计民生，违反中国固有精神文化，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这两种“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抄袭和附会”的思想学说，“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71—73页。）
 
　　“五四”时代的思想人物，同样也在进行着对思想分化的分析。1933年胡适以1923年为界将现代思想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第二期则是“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注：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33年12月22日。）这一分期当然也有其“成见”，几乎全以他所理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依据，尤其突出了政治运动对于思想文化运动的干扰。稍后不久，胡适明确将《新青年》群体归于自由主义，并且认为北京大学1919年3月26日开会辞去陈独秀，“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因为“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注：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1—282页。）
 
　　值得重视的是鲁迅等对相关问题的揭示。1935年鲁迅在一篇文字中讲到，20年代最初几年，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自从支持《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后，“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注：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见蔡元培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版，第132页。）。这样的看法，也出现在研究新文化运动的论著中，1936年出版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就注意到，回应西潮冲击达于颠峰的新文化运动，因尊西的新派分裂为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派，中国思想文化界就“失去了重心”（注：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339页，转引自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所谓思想文化界“失去了重心”，甚为要紧。“分裂”导致“重心”的丧失，本不难理解，但问题随之而来，思想文化界“失去了重心”，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同样值得考虑的是，如果思想文化界的“分裂”是中国社会重组的产物，那么在重新组合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界的“位置”又如何？是不是同样有“失去了重心”的问题？这或许是更值得关注的。
 
　　这里只是对“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分化略作说明，以显示问题的缘起。之所以特别提示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对思想界分化的看法，最基本的正在于，伴随中国社会的重组，“思想界”也形成新的格局，往往是基于特定时期的政治立场对此前的历史进行回溯。此亦表明，中国社会的“重组”与思想界的“分裂”，实有密切关联。
 
　　二、《新青年》的“分裂”，抑或陈独秀的“出走”
 
　　审视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走向，通常都围绕《新青年》的“分裂”展开。我们也熟悉了于此所发掘的最具象征性的事件，那就是前述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的辩论。这场论争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浮出水面的象征，自有其深意在，只是其中之“意义”，并非即刻呈现出来。既如此，以此作为当时思想界分化的向度，就值得斟酌。因此，同样以《新青年》“分裂”作为问题的起点，也存在不同的取向。我想强调的是，追踪《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分化，确需确立问题的起点，但与其致力于发掘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不如聚焦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因为该群体不仅提供了检讨“五四”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分裂”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思想界的“重组”也与这个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只是，是表述为“分裂”，还是“陈独秀的出走”，却值得考虑。（注：胡适后来就谈到，“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见唐德刚译注《胡适的自传》，第206页。）
 
　　约在1919年4月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