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的发言台以阐明共同的主张，也是有据可寻的。以梁启超为领袖的《改造》，即标榜“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并明确主张，“本刊所鼓吹在使新文化运动向实际的方面进行”（注：《改造发刊词》，《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15日。）。这里的要害是所谓“实际的方面”，试图划出彼此的界限。在梁看来，这几年看似蓬蓬勃勃的所谓“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检查其内容，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的这样主义那样主义，可看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的这种精神那种精神，可视做“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注：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年8月24—26日《晨报副镌》。）1923年他所写《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将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化分为三期，其中对第三期的转变及人物谱系的勾画，更耐人寻味。梁不仅指出第三期的种子由第二期“播殖下来”，且将第二期界定为“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止”，似乎“新文化运动”只是第二期的补充而已，“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不惟如此，照其看法，“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结果，第一期他点出了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第二期举出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人，“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惟独第三期，全然不提任何人物，只是说“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注：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因此，尽管“东方文化派”来自对手的涂抹，但作为同一营垒，其同道与对手，在他们的言论中还是略有交代。梁漱溟就认为，陈独秀《人生真义》、李大钊《今》、胡适《不朽》，这些“所谓《新青年》一派的人生观都不能让我们满意”，因为其中所讲的“完全见出那种向外要有所取得的态度”（注：梁漱溟：《合理的人生态度》，《漱溟卅前文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93—199页。）。《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蒋百里致梁启超信中也表示，“顷见梁漱溟《东西文化》一书，此亦迩来震古铄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于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注：蒋方震：《与任师书》（1921年11月26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1页。）至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张君劢同时针对胡适与陈独秀的意见加以驳诘，也多少说明一些问题。（注：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
 
　　既然有共同的敌人，则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对付，便成为可能。这也表明，“后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仍然存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追踪《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分化，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923年陈独秀就提出了思想界联合战线问题，认为“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相信“唯物史观”和相信“实验主义”的，“实有联合之必要”，应结成“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注：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他还将高唱“精神生活”、“东方文化”之论调，归为吴稚晖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他点到了张君劢、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以深文周纳的方式指出，“我虽不认识张君劢，大约总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梁任公本是我们新知识的先觉者；章行严是我的廿年老友；梁漱溟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钦佩的”。但是，“他们提倡那些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甚至表示，“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不能承认”（注：陈独秀：《精神生活东方文化》，《前锋》第3期，1924年2月1日。）。
 
　　思想界联合战线之议，显示出共产党人也有“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更说明当时思想界营垒的划分，主要依据文化立场而非政治立场。关键在于，这并非陈独秀个人的看法，1923年邓中夏对思想界进行划分，也明确分出“新兴反动派”（即“东方文化派”），认为该派可分为三系，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为一系，梁漱溟为一系，章行严为一系。又将分了家的新文化运动者区分为“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分别以胡适、丁文江与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邓评论说，“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后两派应该“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注：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当陈独秀提出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邓也马上接过话题，认为“在现在中国这乌烟瘴气的思想界中不特是必要，而且是应该”，相应也将胡适等纳入“革命派”势力范围。比较“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他也认为不同之中有约略相同的几点，因此“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邓这样写道：“再明显些说，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心理学中之刘廷芳（其实他只是一教徒，没有被攻的资格）；政治论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联省自治派；文学中之‘梅光之迪’等，和一般无聊的新文学家，教育中之黄炎培、郭秉文等，社会学中之陶履恭、余天休等这一些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注：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此外，萧楚女也曾撰文指出，在革命的呼声下，尚有几派，还“没有肯把人类和时代合起来去着想”。这里所说的，指的也是“无政府派”、“东方文化派”（含“精神文明派”、“农村立国派”）和“国家主义派”。（注：萧楚女（署名萧初遇）：《国民党与最近中国思想界》，《新建设》第2卷第2期，1924年8月。）
 
　　思想界“联合战线”呼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显示出可能结成“联合战线”的双方，对“五四”遗产的承继。恽代英就曾特别提到“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的问题，指出这八个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时滥俗的格调”，然这总表明一般青年崇拜“五四”的心理。同时也并不回避，青年学生掀起“五四”壮烈的历史，是“因为他们受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思想的影响”（注：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又见《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496页。）。这也表明，“后五四时期”思想界对“五四”记忆的延续是突出的一环，正因为此，在政治上已显示种种歧见的双方，在思想文化上还能联合起来共同面对敌手。
 
　　这里可以略为梳理“后五四时期”思想界联合战线的一些具体表现，所谓“联合战线”，自然是未成之议，但双方不乏相通之处。最基本的，延续“五四”启蒙的诉求，双方对诸如“东方文化”、“精神生活”之类，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
 
　　1923年李大钊就撰文指出，思想界本来很盛的退落、循环的历史观，于今又有“反动复活的趋势”；章士钊、梁启超辈，即有“退反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他表示自己本是崇今论者，故特揭出“时”的问题与贤者商榷，“冀其翻然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