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向导》创刊号上，陈独秀就撰文表示对胡适等人的联省自治主张，“期期以为不可”，认为要救济中国，“首在铲除这种割据的恶势力”，且须用“革命的手段”，在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只是“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向中央请愿这条可怜的路都断了”（注：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向导》第1期，1922年9月。）。胡适对此有所回应，强调“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注：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努力》第19号，1922年9月10日。）。随后，蔡和森也加入进来，指出中国乱源，“在封建的旧势力之继续；而不在胡适之先生那种新发明的‘统一’史观”。胡适的主张是肯定“打倒军阀的第一步在联省自治。但我们也可以大胆告诉适之先生：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注：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不难看出，双方的分歧，其实可归结于：一个目标，两条道路。胡适回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对彼此的分歧做了这样的归纳。他认为其中所阐述的十一项原则，“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只是步骤有先后而已。也许他并不清楚为什么共产党把他们看成是“小资产阶级”——“有产阶级至无产阶级之间的一种第×阶段”，但他对宣言中所提出的理想目标并没有太大歧见。只是强调，《努力》所着重的是“现在”最低限度的要求，事事都考虑只从“现在第一步”着手，所以，“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注：胡适：《这一周》，《努力》第10号，1922年7月9日。）说起来，“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与胡适所论辩的中心，也是如此。
 
　　从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的交往中，也可看出双方还保持着密切关系。胡适拟好《我们的政治主张》，首先想到的是与李大钊商议（宣言发表时李也具名于上）。李从事的政治活动，也主动与胡通报。（注：李大钊：《致胡适》（约1922年8月），《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5页。）1923年9月，李大钊还致信胡适，希望能将蔡和森所著《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纳入《世界丛书》出版。（注：李大钊：《致胡适》（1923年9月7日、10月下旬），《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6、957页。）该年陈独秀给胡适的信，除希望《努力》出版后“每期赐寄一份”，还推荐瞿秋白新著，“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的书必能去掉世人诸多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注：陈独秀：《致胡适》（1923年4月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94页。事实上，瞿秋白这段时间也曾多次致函胡适，其中还特别提到，他有意促成其任教的上海大学，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希望胡适能常加指导。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59—162页。）。事实上这样的“交情”一直得以延续，几年以后，胡适游欧期间还与国共两党著名人士于右任、蔡和森等密切沟通。胡适的一则日记甚为重要，不只是表达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还清楚表明短短三天时间修正了他多年来的想法，其中投身政治活动乃至“组党”的想法，是颇不寻常的。当他看到政治革新具有如此效力，也才有“应该出来做政治活动”甚至组织政党的表态。（注：《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6年8月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223页。）难怪李大钊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注：胡适：《漫游的感想》，《胡适全集》第3卷，第41页。）
 
　　略为分析《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重新搭建的发言台，可以清楚把握“双方”在政治上的“歧见”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表现。看得出，依托新的发言台的《新青年》同人，都在各自表述改革中国政治的意见。分歧不是没有，主要是在手段与方法上。或许用“一个目标，两条道路”归纳双方的“歧见”，更为确当。这也表明，审视《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的分化，对此应有清楚把握，即《新青年》群体瓦解后，并未即刻形成对立的思想派别；所阐述的政治主张也并非完全不能相容。明乎此，也能更好认识思想界何以有“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以及何以会产生“思想界联合战线”之提议。
 
　　四、“我们”与“他们”：思想界的联合战线
 
　　约在1921年初，胡适曾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给陈独秀。这封常被征引的信，确值得重视，内中引人瞩目的即是对“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且将彼此的畛域悉数道出。胡适颇有些责怪陈不能区分“我们”与“他们”，足证他牢固树立了这种意识。（注：胡适：《致陈独秀》（时间不详，约在1921年初），《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19—120页。）后来鲁迅、周作人与陈源之间发生笔战，胡适也致函表示这是朋友中最可惜之事，“国内只有这些可以作工的人，大家努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还怕干不了千万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岂可自己相猜疑，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意思很明确，“我们”“横竖是水，可以相通”，因此“‘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开始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小误解，一点子小猜疑呢？”（注：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77—380页。徐志摩也曾致信周作人表示，“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我今天与平伯、绍原、今甫诸君谈了，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来劝和，过去的当是过去的，彼此大家合力来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话。”见徐志摩《致周作人》（1926年1月31日），《徐志摩全集》第9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90—91页。）书信往来揭示的生活史与思想史的汇通，涉及思想界的划分，自有其深意在。我们要问，“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勾画出思想界怎样的图景？
 
　　余英时曾指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脉络下讨论“保守”与“激进”，首先要看到其文化意义。中国和西方保守派—自由派—激进派的三分局面不同，西方的三派都相对于一个存在了两三百年的社会现状立言，都已越过了“传统与现代之争”，中国则不然，思想冲突的焦点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所谓的“激进”与“保守”并不在其对现状的态度，而是取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有势力的两个流派——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大体上都对传统持否定的立场。”（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222页。）将政治立场与文化立场略作区分，双方的趋同则更加清晰。最明显的无过于，《新青年》分裂后双方在思想文化战线的协同动作，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对于新文化运动保守主义的反应，学术界已多有所论，如艾恺所揭示的，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张君劢《人生观》，受到学术界广泛注意，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精髓的眷求，对现代工业化西方的反感，以及反实证主义的理论建构，“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论题和态度”（注：〔美〕艾恺著，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是否存在所谓的“东方文化派”，尚需进一步分析。然而，透过所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