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评论》出了一个‘欢迎’专号，其实全是谩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5年2月1日。）值得重视的是，也就是那段时间，胡适发表的文字，也在进行着“派别”的划分。
 
　　1929年发表的《我们走那条路？》，胡适列举了思考中国未来前途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设计，包括国共两党及国家主义的主张，以此表明他们另有主张。在所要解决的问题中，他明确说，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只有几个小富人；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势力早已在两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如此一来，既否认了国共两党所确立的目标，又阐述了他们对此的思考。（注：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12月10日。）稍后胡适所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就着重强调他与陈独秀等的分歧，“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收入《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显然，重要的不是胡适所区分的不同点（这仍然不免“后见之明”的痕迹），而是这里给出明显的信息，大约在30年代前后，双方都立足于不同来看待对方，分歧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稍后胡适谈到这段历史，就指出，1926、1927年的国民运动至少有两点是和新文化运动不同的：一是苏俄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些都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注：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似乎是为“后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做了论定。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显然是过于宏大的问题，即便限定于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也难将所涉及的问题有较为充分的“呈现”。毕竟，现代中国是一个社会变动急遽加剧的年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包括身份的转变），较之以往，也不可同日而语。故此，所谓结合中国社会的重组以审视思想界的“分裂”，能顾及的只是很有限的思想资源。只能期望略陈己见，以增进对这个“年代”的了解。
 
　　总结起来，面对思想界“分裂”这样一个易于搀杂种种恩怨的话题，在我看来，或者须对纠缠于其中的“后见之明”有相应的警觉。基于此，则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1920年代）中国的思想及社会的走向，也能有新的视野。这里的意味是，审视思想界的走向，确绕不开《新青年》“分裂”这一起点，因为“五四”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分裂”，往往在《新青年》群体中率先得以体现；思想界的“重组”，也与这个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只是，此时的“分裂”主要由陈独秀的“出走”表现出来。《新青年》群体分化后，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而且均关注于现实政治。这也提供了重要资源，可以把握“双方”在政治上的“歧见”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表现。看得出，依托新的发言台的《新青年》同人，都在各自表述改革中国政治的意见，只是具体的主张并非完全不能相容。或许用“一个目标，两条道路”归纳双方的“歧见”，更为确当。正因为此，“后五四时期”的思想界相应也有明确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思想界的联合战线”或还停留在呼吁环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思想上的协同动作。最突出的是，双方均将敌对的一方纳入相应的谱系。这多少表明，20年代上半期的思想界，识别思想派别的主要因素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然而，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特别是依托“阶级”进行社会动员的“列宁主义政党”涌现，于“思想界”的影响却甚为明显。思想界的“分裂”在20年代晚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这也多少说明所谓思想界的“分裂”，实是中国社会重新组织的产物。《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枢机，于此也有充分体现。
 
　　前已述及，胡适批评周作人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做“思想界”的情形，实际是提出了“思想界”有一个当得起当不起的问题。我们也会问，依托阶级进行社会动员的中国社会，在完成新的组织之际，还为“思想界”留有位置吗？将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悉归于中国社会的重组，甚而判定中国社会的重组导致“思想界”的瓦解，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但可以说明的是，中国社会重组之后，这个“思想界”，较之“五四”时期，已不可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