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8)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提出“用人应该绝对破除留学国界、政治党派、省界”（注：丁文江：《致胡适》（1922年4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95页。）。这或令我们对当时思想界的形态，有进一步印象，因为这里欲“破除”的，恰反证出“留学国界”、“政治党派”与“省界”构成知识圈聚集的重要因素。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此过程中，共同的使命感渐渐成为沟通的基础。傅斯年就介绍《新潮》乃“集合同好”之杂志，是“用这知识上的接触做根本，造成这个团体”。而且，“最纯粹，最精密，最能长久的感情，是在知识上建设的感情，比着宗族或戚属的感情纯粹得多。恩怨造成的感情是不可靠的，因为恩怨容易变化，容易掺杂；独有知识造成的感情，随着知识进化。”（注：傅斯年：《新潮社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这也成为一种象征，显示知识分子的聚集发生着由“地缘因素”向“思想认同”的转变。傅所说“知识上的同一趋向”乃持久的感情，甚为要紧。因为讨论思想界的“分化”，事实上皆围绕此展开。只是“思想界”既依托社会之演进成形，则分化是缘自“思想认同”的减弱，还是因为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组织方式，不能不令人深思。基于此，或也可获得审视思想界分化新的视野。
在分析中国20世纪政治发展时，邹谠曾提出20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是中国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totalism）政治的共同渊源。（注：邹谠：《中国20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思想家：跨世纪的探险》，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2页。）指出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蕴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因素，算不上独具匠心，史华慈也曾强调20世纪中国政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普遍王权”崩溃后所引发的全盘性危机。（注：Benjamin I.Schwartz,"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Past and Present",in John King Fairbank（ed.）,The Chinese Ord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76—288.）重要的是，邹谠不仅指出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蕴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因素，还阐明了其表现之一，是看到只有先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中的组织与制度，从而克服全面危机。注意到集团力量涌现所具有的意义，这对于分析思想界的走向，是值得重视的视点，我们当关心，在“全能主义”政治的作用下，思想界的位置究竟如何。
“思想界”，或者说，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其情形如何呢？从知识分子自身的检讨中，即不难了解其中的问题所在。顾颉刚就指出，“我们这辈人，理智太强，到处不肯苟同，这原不错；但这只能是在学问上用，不能在政治上用”（注：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26—427页。）。梁实秋回忆《新月》时期知识分子的聚集也曾谈到，他们这些人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要标榜，更没有互相的依赖；也不曾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只是在政治危机时刻暂时聚集在一起，通过办刊物表达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注：梁实秋：《忆新月》，《秋室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对此，胡适也是深有体会的。1928年4月高梦旦因为不堪商务印书馆内部的矛盾纠纷，终于继张元济之后脱离商务，他对胡适说：“我们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这也引起胡适好一阵感叹，“此语真是说尽一切中国大组织的历史”。故表示，“我们只配作‘小国寡民’的政治，而运会所趋却使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我们只配开豆腐店，而时势的需要却使我们不能不组织大公司！——这便是今日中国种种使人失望的事实的一个解释。”（注：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6册，1928年4月4日。）
这就是“思想界”的写照，可以明确的是，依托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注：这方面详细的讨论，参见章清《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收入《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样的“思想界”，如与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相比照，则不难见出彼此的差异。
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与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称得上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大事，其突出的意义即是列宁主义式政党组织模式的引进，解决了思想日趋多元的社会如何保持一个团体的意识形态信仰。亨廷顿曾评价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没有一位革命领导人系统论述过如何组织扩大参政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而“布尔什维克关于政党的概念，为动员和制度化相关联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楚明确的答案”。亨氏解释了列宁的政治发展理论对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产生影响的原因，还特别强调，“这个也许是关于列宁模式的政治发展最明显的例子”（注：〔美〕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367页。）。
用不着多加说明，这里的意味是，1920年代中国社会在重新进行组织，基本标志即是依托“阶级”进行社会动员的“列宁主义政党”的涌现。随着中国社会按照新的方式进行组织，“思想界”实际有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其中所发生的变化，最突出的即是，“思想界”尽管仍以思想文化上的主张争持，但其中所笼罩的却是“思想的立场”与“阶级的意识”。国共两党的壮大，就说明了立足阶级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既难以避免，也是卓有成效的。费正清充分肯定将无产阶级创造性地转换为“无财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意义，可谓见道之论。（注：〔美〕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而与之相应的是，作为“思想界”表征的知识分子，也要被纳入其中，在“革命话语”中按照“阶级”进行定位。
陈独秀言说的转变，就显示出“后五四时期”读书人是如何被进行阶级定位，并逐步“边缘化”的。1923年12月陈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还谈到读书人“好的方面”，因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及“五四”以来的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所谓“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其实已是对知识阶级“附属”作用的定位，故也指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注：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稍后，陈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就更加明确指出，“现代中国国民运动，起源远在中日战争以后”。而“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的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而也只有这四件事配说是国民运动”。其中所得教训是，这四个国民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注：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可以说，随着阶级意识的提升，确定革命的基本势力“必须是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注：恽
在分析中国20世纪政治发展时，邹谠曾提出20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是中国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totalism）政治的共同渊源。（注：邹谠：《中国20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思想家：跨世纪的探险》，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2页。）指出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蕴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因素，算不上独具匠心，史华慈也曾强调20世纪中国政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普遍王权”崩溃后所引发的全盘性危机。（注：Benjamin I.Schwartz,"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Past and Present",in John King Fairbank（ed.）,The Chinese Ord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76—288.）重要的是，邹谠不仅指出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蕴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因素，还阐明了其表现之一，是看到只有先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中的组织与制度，从而克服全面危机。注意到集团力量涌现所具有的意义，这对于分析思想界的走向，是值得重视的视点，我们当关心，在“全能主义”政治的作用下，思想界的位置究竟如何。
“思想界”，或者说，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其情形如何呢？从知识分子自身的检讨中，即不难了解其中的问题所在。顾颉刚就指出，“我们这辈人，理智太强，到处不肯苟同，这原不错；但这只能是在学问上用，不能在政治上用”（注：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26—427页。）。梁实秋回忆《新月》时期知识分子的聚集也曾谈到，他们这些人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要标榜，更没有互相的依赖；也不曾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只是在政治危机时刻暂时聚集在一起，通过办刊物表达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注：梁实秋：《忆新月》，《秋室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对此，胡适也是深有体会的。1928年4月高梦旦因为不堪商务印书馆内部的矛盾纠纷，终于继张元济之后脱离商务，他对胡适说：“我们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这也引起胡适好一阵感叹，“此语真是说尽一切中国大组织的历史”。故表示，“我们只配作‘小国寡民’的政治，而运会所趋却使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我们只配开豆腐店，而时势的需要却使我们不能不组织大公司！——这便是今日中国种种使人失望的事实的一个解释。”（注：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6册，1928年4月4日。）
这就是“思想界”的写照，可以明确的是，依托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注：这方面详细的讨论，参见章清《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收入《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样的“思想界”，如与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相比照，则不难见出彼此的差异。
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与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称得上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大事，其突出的意义即是列宁主义式政党组织模式的引进，解决了思想日趋多元的社会如何保持一个团体的意识形态信仰。亨廷顿曾评价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没有一位革命领导人系统论述过如何组织扩大参政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而“布尔什维克关于政党的概念，为动员和制度化相关联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楚明确的答案”。亨氏解释了列宁的政治发展理论对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产生影响的原因，还特别强调，“这个也许是关于列宁模式的政治发展最明显的例子”（注：〔美〕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367页。）。
用不着多加说明，这里的意味是，1920年代中国社会在重新进行组织，基本标志即是依托“阶级”进行社会动员的“列宁主义政党”的涌现。随着中国社会按照新的方式进行组织，“思想界”实际有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其中所发生的变化，最突出的即是，“思想界”尽管仍以思想文化上的主张争持，但其中所笼罩的却是“思想的立场”与“阶级的意识”。国共两党的壮大，就说明了立足阶级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既难以避免，也是卓有成效的。费正清充分肯定将无产阶级创造性地转换为“无财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意义，可谓见道之论。（注：〔美〕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而与之相应的是，作为“思想界”表征的知识分子，也要被纳入其中，在“革命话语”中按照“阶级”进行定位。
陈独秀言说的转变，就显示出“后五四时期”读书人是如何被进行阶级定位，并逐步“边缘化”的。1923年12月陈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还谈到读书人“好的方面”，因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及“五四”以来的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所谓“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其实已是对知识阶级“附属”作用的定位，故也指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注：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稍后，陈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就更加明确指出，“现代中国国民运动，起源远在中日战争以后”。而“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的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而也只有这四件事配说是国民运动”。其中所得教训是，这四个国民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注：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可以说，随着阶级意识的提升，确定革命的基本势力“必须是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注：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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