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派的主将那里呼出,实为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种显象，即连曾以传播西学而声名显赫的严复惊瞥于欧战人类厮杀之惨状，也感叹万分地说道：“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严复集》第三册,第692页,中华书局,1986年）改良派如此，革命派也是如此，例如当年力主革命、痛斥保皇的章太炎此时“粹然成为儒宗”。总之，以东方精神文明之优补西方物质文明之缺、以东方伦理主义排斥西方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和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以来现代文化保守派的基本价值取向。
　　应该指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虽然根植于中国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土壤，但也有当时国际上文化思潮兴泛的背景。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抨击科技和资本主义大工业对人性异化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早期德国的非理性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颇具相似性。然而，它们的价值趋向却有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文化保守主义力图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科学、民主价值观的前提下，走出一条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补偏归正的文化改良主义之路。自由主义者鼓吹“全盘西化论”，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之前，则希望建立一个以科学、民主为价值中心的新文化以彻底取代旧文化。
　　因此，三派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三派在论争中的不同文化立场，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转型意向。一俟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认识到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随之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就提上了日程。在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回避东方文化派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和见解。
　　必须指出：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与20世纪初叶的“国粹派”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多少承袭了后者的某些余绪。以邓实、黄节、章太炎为代表的清末“国粹派”创办《国粹学报》为阵地,倡言国学，抗拒“醉心欧风”的西化派，在形式上取代了前朝守旧派的位置。这种“中国文化本位”的国学思潮如缕似丝，缠绵不断，至新文化运动时期又格新局：先有林纾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新文化人“覆孔孟,灭伦常”；继有刘师培、黄侃、马叙伦著《国故》，为传统的纲常礼教申辩；又有梅光迪、吴宓等人办《学衡》，反对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再有杜亚泉创《东方》杂志展开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反思，于是，“国学”意识已成为学术思想界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的一大思潮。
　　然而，无论是国故派、学衡派还是东方文化派，皆与当年的国粹派在精神上相通，话语不出“国学”、“国粹”或东方文化之间,议论囿于会通、调和中西学术之际,这是一股纵贯20世纪始末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尽管它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学派名称和不同的学术脸谱登台，其所表露的正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根深蒂固的儒学情结。
　　我们之所以把五四以后的中国本位文化派定格为“文化保守主义”，乃是为了“区别于极力维护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指那种立足于传统文化，力图融会古今，也有选择地吸纳外来文化，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倾向或思想派别。他们在政治上可以很进步、很革命，甚至十分激进，但是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却很谨慎、很保守,温情脉脉，谨守先业，唯恐‘弃我故常’。”（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南开学报,1989年,第4期）政治上革命而文化上保守的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屡见不鲜，如章太炎就是一例。不过，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他们多是一些集旧学新识于一身的饱学之士，甚至游学日本、欧美多年,能自觉地剔除封建士大夫的积习而“不必排斥欧风侈谈国粹”（伦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6卷第10号）。鉴于中学动摇、世风人心不古，固守传统实属不可能，应于中西文化的交错点上采取变通之举，这在东方文化派看来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者即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在东方文化派学人眼中皆属西洋文化派，其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如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中的双方挑大旗者，东方文化派为《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而西方文化派即为《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如果按照思想、学术渊源类型区分的话，马克思主义在现象上属于西方文化派的一个现代流派，事实上，五四前期当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还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之时，他们的文化观与胡适、吴稚晖、陈序经、钱玄同、丁文江等人基本无异，旨在追求一种师法西方的价值观，甚至一种“全盘西化”的价值观，只是各人立论的角度和西化的方略、途径、内容上稍有差异而已。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东西文化两派的主要分歧是“胡先生(胡适,西化派)的口号叫大家‘往西走!’，而梁先生(梁漱溟,东方派)的口号叫大家‘往东走!’”（郭湛:《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第310页。北平人文书店，1936年）当激进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后，便从早期“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麾下跨出了新的步姿。换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层虽然都主张向西走，但在“往西走”的向度上,一主走欧美人的路(以胡适为代表)，一主走俄国人的路(以陈独秀为代表)，这是激进派与西化自由主义派分歧的焦点所在，也是五四新文化族群分化的根本原因。
　　西方文化派内部的矛盾通过“问题与主义”之争、“科玄之争”、东西文化之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传播活动中的各种斗争，激进派终于与自由派分道扬镳，新文化运动的战友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
　　1923年爆发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标志着三派文化观在现代中国思想舞台上的首次公开亮相，“科学与玄学论战,玄学派的立场实际上就是现代新儒家的立场，科学派的主将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都是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人也介入了这场论战，他们对双方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更多地肯定和支持了科学派的进步主张。”（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南开学报,1989年,第4期）可见，“科玄论战”启动了20世纪马列派、新儒家和西化派三派思潮互动的驱进器。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激化了思想文化领域新旧、中西之间的对峙和论争，新文化运动精英层的分化揭示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它使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开始了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型，并催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谱写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新篇章。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分化使得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领域鼎足而三和三派互动的格局一经铸成遂百年不易，即在当下文化多元之秋也不外三派大势，预计这一大势进入21世纪后将延宕下去。

　　三、儒学情结与文化整合
　　20世纪出现的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三派互动有一重要的深层心理现象往往为我们所忽视，这就是：除文化保守主义者之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化的自由主义者都没有摆脱深藏内含的儒学情结。他们都出身于儒生，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习，然后走出国门，或日本或欧美，是中国直接从传统儒生转向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代人，也是唯一的一代人。他们的前辈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都没有摆脱传统士大夫的积习，而正是这一代五四时期孔孟之道的叛逆，成为承前启后的中国新文化的开拓者。
　　陈独秀以他的激情、敏锐和泼辣的个性与文笔独步论坛，一时确如秀峰突兀，成为思想界迭招物议、争歧最大的人物。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头人，陈独秀与他的朋友们诸如李大钊、胡适等人在五四时期极力非儒反孔，从西方请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