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文化研究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现象”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No Logo: 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一书于2000年在美国出版以来，始料所未及地在英国与法国引起好评。该书作者Naomi Klein分析了在全球化时代里，巨型跨国公司创造了品牌以及认同。然而，这个结构。但是，事实上，赵文的企图，应是唤回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文化研究。因为赵文最后所提的，『费斯克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的抵抗的积极意义时，恰恰忽略了西方晚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的事实。』、『在充分认识和区别所有权、控制权和操作权的基础上，媒体社会学才能对受众文化消费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赵文所欲处理的前述问题，其实已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范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将赵文期盼文化研究领域能够面对并处理的前述两个议题，扣合现实脉络来看，赵文似乎暗示性地架构了这一波文化研究的「议程范围」（agenda area）─全球既有的政治经济不平等，在全球化的步伐之下，资本与文化工业两者的更加结合，将形成新的文化宰制关系。而与之相关联的问题则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本土文化工业如何面对全球化的趋势？在政策上，是对好莱坞电影依旧保持限额的政策？还是其它？在制度上，是让媒体全面市场化？或者是仿效英国、德国乃至日本的公共电台，藉以保障本土文化的发言空间？此外，伴随全球化脚步的，更包括血汗工厂的出现等严重剥削的现象等。
事实上，全球化虽有其自我运作的逻辑。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全球化／本土之间的互动来思考全球化的冲击，因为每个不同社会的政经结构有所不同，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也就有所不同。
建立在地化脉络之下的文化研究
也因此，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在地」的反省与思考是必要的。如同赵文所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是必要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是，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追问：在全球化进程之下以及大陆的现实状况之下，大陆的文化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此，笔者并没有能力就复杂的大陆现实提出一个该当何分析的架构，不过，笔者拟借用台湾社会学者张茂桂反思台湾社会学发展时所提出「脉络化」的点作为思考的起点：『所谓脉络化、特定时空意义，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关于结构的、历史的「脉络性」议题（issues），以及它们与个人的生命历程、个人的困扰(troubles)的交织问题，这里我们不能比Mills的社会学想象说得更清楚。在知识的生产与学习上，我觉得社会学者一方面必须有意识地去发掘知识形成的迭床纵时性的系谱（genealogy），而不是对(西方？)社会学做零碎地、「去脉络化」地假借、引用、跟随，抑或反之高呼以「本地」对「西方」的教条主义批判。（这里说的标的固然是社会学，但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研究何尝不一样？）[9]
从大陆80年代改革开放至92年「市场化」路线的确立，大陆社会内部市场化路线的确立加上全球化的进程，大陆社会内部的变化急剧。而对学术界来说，80年代的开放，隔阂许久的西方思潮大量涌进，各种陈旧与新颖的理论，都出现在此一时空点中，理论与现实之间物杂的对应关系，如同论者所述，『…几乎每一种对中国的整体判断：说它依旧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说它差不多已经资本主义化了，说它完全是消费社会，甚至说它是’后现代’社会…都能搜集到许多例证，而那些与它针锋相对的判断，手里同样握着一大把例证。[10]』
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里，脉络化的反省与思考似乎才是建立本土知识体系的可能方式之一。放在大陆文化研究的脉络下来思考，我们固然可以从笔者前述的脉络之下来理解法兰克福学派与知识份子之间特殊的情感上的连结，或者说，法兰克福学派对大陆知识份子来说，因为特殊的历史情境而对之有一种情感上的亲近性。但是，这种情感上的亲近性如果无法转化为本土的知识体系或者成为有效批判或社会实践的资源，那么，这样的情感永远只是情感，甚至只会成为属于知识份子的自我呢喃。
文化研究此一领域的源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形成的历史背景，显然值得作为借镜。面对战后英国受到美国流行文化的大举入侵、传统工人阶级的认同转向……等现象。新左派如何在此变动的情境之下架构不同的解读与批判方式？这个过程似乎是值得思考的。也唯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下，才能建立面对现实真实批判的文化研究。
注 释：
[1] 参见赵斌，〈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流行文化〉，《视界》第三辑，2001年。事实上，该文亦收录于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一书中译本的导言部分，此一导言，恰与内文构成有趣的对照。参见王晓 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第X至X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2] 参见陶东风，〈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公共论丛》，第286页，1997年第三辑，三联书店。
[3] 参见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第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4] 参见戴锦华，前揭书。
[5] 参见陶东风，前揭文。
[6] 参见马丁杰伊著，单世联译《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第24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7] 转引自陶东风，前揭文。
[8] 类似的观点参见倪伟，〈虚假主体的神话及其潜台词〉，周春玲，〈时尚杂志与"大众文化"〉，收录于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9] 参见张茂桂，〈社会学研究的脉络化：脱离"本土化"VS"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台湾文化研究季刊》，第十一期，2002.1.15 ~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75.htm。
[10] 参见王晓明，〈九零年代与"新意识形态"〉，收录于林大中主编，《九十年代文存》，第2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将赵文期盼文化研究领域能够面对并处理的前述两个议题，扣合现实脉络来看，赵文似乎暗示性地架构了这一波文化研究的「议程范围」（agenda area）─全球既有的政治经济不平等，在全球化的步伐之下，资本与文化工业两者的更加结合，将形成新的文化宰制关系。而与之相关联的问题则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本土文化工业如何面对全球化的趋势？在政策上，是对好莱坞电影依旧保持限额的政策？还是其它？在制度上，是让媒体全面市场化？或者是仿效英国、德国乃至日本的公共电台，藉以保障本土文化的发言空间？此外，伴随全球化脚步的，更包括血汗工厂的出现等严重剥削的现象等。
事实上，全球化虽有其自我运作的逻辑。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全球化／本土之间的互动来思考全球化的冲击，因为每个不同社会的政经结构有所不同，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也就有所不同。
建立在地化脉络之下的文化研究
也因此，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在地」的反省与思考是必要的。如同赵文所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是必要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是，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追问：在全球化进程之下以及大陆的现实状况之下，大陆的文化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此，笔者并没有能力就复杂的大陆现实提出一个该当何分析的架构，不过，笔者拟借用台湾社会学者张茂桂反思台湾社会学发展时所提出「脉络化」的点作为思考的起点：『所谓脉络化、特定时空意义，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关于结构的、历史的「脉络性」议题（issues），以及它们与个人的生命历程、个人的困扰(troubles)的交织问题，这里我们不能比Mills的社会学想象说得更清楚。在知识的生产与学习上，我觉得社会学者一方面必须有意识地去发掘知识形成的迭床纵时性的系谱（genealogy），而不是对(西方？)社会学做零碎地、「去脉络化」地假借、引用、跟随，抑或反之高呼以「本地」对「西方」的教条主义批判。（这里说的标的固然是社会学，但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研究何尝不一样？）[9]
从大陆80年代改革开放至92年「市场化」路线的确立，大陆社会内部市场化路线的确立加上全球化的进程，大陆社会内部的变化急剧。而对学术界来说，80年代的开放，隔阂许久的西方思潮大量涌进，各种陈旧与新颖的理论，都出现在此一时空点中，理论与现实之间物杂的对应关系，如同论者所述，『…几乎每一种对中国的整体判断：说它依旧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说它差不多已经资本主义化了，说它完全是消费社会，甚至说它是’后现代’社会…都能搜集到许多例证，而那些与它针锋相对的判断，手里同样握着一大把例证。[10]』
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里，脉络化的反省与思考似乎才是建立本土知识体系的可能方式之一。放在大陆文化研究的脉络下来思考，我们固然可以从笔者前述的脉络之下来理解法兰克福学派与知识份子之间特殊的情感上的连结，或者说，法兰克福学派对大陆知识份子来说，因为特殊的历史情境而对之有一种情感上的亲近性。但是，这种情感上的亲近性如果无法转化为本土的知识体系或者成为有效批判或社会实践的资源，那么，这样的情感永远只是情感，甚至只会成为属于知识份子的自我呢喃。
文化研究此一领域的源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形成的历史背景，显然值得作为借镜。面对战后英国受到美国流行文化的大举入侵、传统工人阶级的认同转向……等现象。新左派如何在此变动的情境之下架构不同的解读与批判方式？这个过程似乎是值得思考的。也唯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下，才能建立面对现实真实批判的文化研究。
注 释：
[1] 参见赵斌，〈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流行文化〉，《视界》第三辑，2001年。事实上，该文亦收录于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一书中译本的导言部分，此一导言，恰与内文构成有趣的对照。参见王晓 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第X至X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2] 参见陶东风，〈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公共论丛》，第286页，1997年第三辑，三联书店。
[3] 参见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第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4] 参见戴锦华，前揭书。
[5] 参见陶东风，前揭文。
[6] 参见马丁杰伊著，单世联译《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第24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7] 转引自陶东风，前揭文。
[8] 类似的观点参见倪伟，〈虚假主体的神话及其潜台词〉，周春玲，〈时尚杂志与"大众文化"〉，收录于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9] 参见张茂桂，〈社会学研究的脉络化：脱离"本土化"VS"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台湾文化研究季刊》，第十一期，2002.1.15 ~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75.htm。
[10] 参见王晓明，〈九零年代与"新意识形态"〉，收录于林大中主编，《九十年代文存》，第2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