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从列宁害怕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运动产生危险的影响这一角度来看，列宁的组织观念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最大的危险。
如果社会民主党今天充当俄国工人群众的唯一领导者，那么明天，在革命之后，资产阶级，首先是它的知识分子，就必然想把群众变成他们的议会统治的绊脚石。在当前的斗争时期，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部分的主动性、自由首创精神和政治思想愈少，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对他们妨碍和训练愈多，资产阶级政客在复兴俄国起作用就会愈容易，社会民主党今天辛勤劳动的收获，明天就会愈多地落入资产阶级的仓库。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顾准在《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中把李卜内克西和罗森堡所建立的“斯巴达克同盟”误作“斯巴达团”。李寒秋先生指出了顾准这一许多人没有发现的明显错讹，但是，可惜李寒秋先生不是客观地指出这一错误，而是把这一错误加以美化和神化。李先生在《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政治文化意义》一文中说：“顾准先生在这里显然弄错了。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非常微妙与精彩的错误，倒是很值得细细体会研究一番。”李先生对此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不知道顾准先生是有意弄错，借古讽今，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还是处于疏忽大意，遗漏了‘斯巴达克’的最后一个‘克’字。不过，不管怎样，偏见、疏忽和遗漏，未必都是不能容忍的，相反往往都是有益的。从一条走错了的道路，照样可以攀上真理的顶峰。当年初读顾准先生的时候，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虽然在记忆中模模糊糊是觉得顾准先生不够准确，但是当时宁愿相信是自己弄错了。因为顾准先生的看法极为精辟，触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自己也因为接受顾准先生的观点而形成了一些自认为独到观点。归根结底，事物的本质不会因为形式上的差错和细节上的不准确而改变。”在李寒秋先生眼里，普通人的错误就是错误，而顾准的错误就错成了真理，顾准的“偏见、疏忽和遗漏”也成了“有益的”，成了“真理的顶峰”，顾准的错误成了“非常微妙与精彩的错误”。顾准的错误不再是错误，成了句句是真理的谶讳和微言大义。对于顾准的五体投地的崇拜使得连顾准放的一个臭屁也成了香屁，而且香得不得了。
顾准的这一误置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偶然的错误，倒确实像李寒秋先生所说的那样，触及了某种“本质”，或者直截了当地说，触及了顾准思想的本质。在顾准的思想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希腊政治史和希腊政治思想史一样有两大潮流汹涌其间：雅典民主的传统，和斯巴达‘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的传统。雅典民主是从原始王政经过寡头政体、僭主政体而发展起来的，斯巴达传统则始停留在寡头政体的水平上。”顾准实际上把对于希腊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描述作为了现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隐喻。也就是说，他把古代希腊的这两大潮流比作当代相互对抗的两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体系：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而顾准认为资本主义是民主政治，而共产主义则是寡头政治。顾准的这种简化和隐喻在下文中有直接的表述：“如果说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那么，必须承认，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代人仰慕的对象。它的尚武精神，它的平等人公社，它的看来是‘共产主义’的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都使得她在古典希腊时代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以至支配的作用。”顾准说：“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顾准的思考有着明确的思想指向，这就是斯大林主义以及现实社会主义。顾准所说的斯巴达精神或斯巴达体系就是指现实社会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形式。
在某种意义上，在顾准的脑子里，不仅已经把民主和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等同了起来，而且已经把民主和资本主义等同了起来，同时把共产主义等同于军事共产主义。很显然，顾准把当代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等同于斯巴达体系包含了他明显的思想偏见，说明了顾准对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崇拜和对当代共产主义思想的片面理解和无知。事实上，顾准把“斯巴达克同盟”当作“斯巴达团”，包含了对于“斯巴达克同盟”的严重曲解和对于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的极大侮辱。斯巴达是古希腊奴隶主的残暴统治，而与此相反，斯巴达克则是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马克思曾经热情赞颂过斯巴达克是“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因此把它作为自己的革命组织的名称。顾准把斯巴达精神理解为集中主义和纪律，而把“斯巴达克同盟”以及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的思想理解为这种集中主义和纪律的最典型的代表，这是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断。且看斯巴达克同盟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并且在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领导着这全部生活。”[1]实质上，恰恰相反，卢森堡正好是所谓“斯巴达精神”以及集中主义和纪律的最早的、最有名的，同时也是最杰出的持续不断的批判者，并且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与列宁发生了著名的论战。早在1904年，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就民主集中制问题和列宁发生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无产阶级要培养新的纪律，即社会民主党的自愿的自觉纪律，不能受资产阶级国家为无产阶级培植起来的纪律的束缚，不能简单地使指挥棒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手中，而只能打破和铲除这种奴役性的纪律精神。”[2]卢森堡临死前在资产阶级监狱里写下的《论俄国革命》中既赞扬和肯定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十月革命，“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同时她又一以贯之地对列宁的集中主义和反民主的倾向提出了批评，高度强调民主的意义：“在任何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政策的最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3]卢森堡在《再论群众与领袖》中指出：“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的独立思考、独立活动、自主权和首创精神的增长。”她宣布：“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它本身就是自己的领袖。”[4]


那么资产阶级的民主又是怎样对待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这两位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坚决地捍卫民主的革命者的呢？资产阶级不敢公开审判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而是用卑鄙可耻的手段秘密地谋杀了这两位无产阶级的领袖。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这两位无产阶级的英雄面前，资产阶级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残暴与怯弱，对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卑鄙的谋杀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性，即民主是阶级的民主和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本质。
上个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以后，一堆“自由主义大师”，以庸俗的自由主义时尚自作顾准的解人，甚至自居为顾准的正宗嫡传；然而，实际上他们却不过盗用了顾准的名字，然后明目张胆地塞进他们自己的“思想”垃圾。他们把顾准思想中的某些错误发展到极端荒谬的地步，由此完全走到了顾准思想的反面。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顾准的“失踪”是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顾准在上个世纪末声名蔽日的时候成为了一个“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顾准把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简化为“斯巴达体系”的确包含了简单化的片面的看法，包含了严重的歪曲；但是，即使如此，他对斯巴达体系仍然保持了一种复杂的看法，并没有以一种轻薄的态度加以妖魔化。他说：“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同时，不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历史命运如何，他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仍然抱着崇高的敬意，并且把马克思归之于他所热爱的雅典民主的传统之中。他说：“他不免取法于他深爱的雅典；然而雅典民主的条件又不存在了，结果反而被挂羊头卖狗肉的僭主们所利用，真是遗憾。”顾准批判的是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僭主们”，那些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条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那些食尸兽则把共产主义思想片面地妖魔化，把共产主义思想等同于专制和暴政，并煽情地加以罪恶的诅咒。顾准明确地自称是“民主主义者”，可是，那些扛着顾准牌位的食尸兽却明目张胆地轻蔑、敌视、诋毁、否定和反对民主。90年代的知识界虚构了“多数人的暴政”，充满了反民主的氛围，充斥着反民主的“思想”和“知识”，摧毁了80年代的民主共识，形成了反民主的“知识”和一个反民主的时代。
顾准和卢森堡在对于民主的认识上确实有着很大的差距，他们主要的区别在于，顾准对于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民主近乎无条件的崇拜，而卢森堡则从来不是简单地满足于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民主，“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我们始终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内核同它的政治形式区别开来，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着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叫他们不要满足于外壳，却去夺取政权，以便用新的社会内容去充实这一外壳。”[5]我们认为，指出顾准的这一错误意义非常重大，它实质上澄清了顾准对于社会主义的误解，它清洗了阶级敌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恶劣的污蔑，它也将人们从对于社会主义的普遍的误解中解放出来，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拯救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实际上因此重新勾划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地图，以至于重新勾划了当代思想的地图，把民主重新还给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从而使福山那种“历史终结”的粗俗的意识形态舞蹈沦为了可笑的滑稽表演。
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说：“当然我们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我们也从来不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偶像崇拜者。”我们不崇拜和神化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当然更不崇拜和神化任何人物，不论他是思想家还是政治领袖。对马克思和毛泽东不要神化，对顾准也同样不要神化。神化和崇拜必然导致思想的僵化和精神的愚昧。顾准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他的价值就在于他的独立思想，而对于顾准的任何神化因此就是对于顾准思想的背离。我们不要跪倒在任何人面前。如果顾准思考的结果是使后来的人跪倒在他的面前，甚至完全放弃自己的思想权利，那么这就是顾准最大的和最彻底的失败，他的思想也就丧失了任何意义。顾准是一个在个人崇拜的时代而没有放弃自己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人，是一个具有批判的性格和独立的人格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思想勇气和思想能力的勤奋的思想者。但是顾准毕竟生活在几十年以前，顾准的思想必然有他自己时代的历史针对性和历史局限性。正如李寒秋先生所说的那样：“人文学者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超越自身的处境、立场和利益来进行客观研究的。”当然，顾准也是这样。今天，思想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富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如果顾准能够活到今天，他无疑不会停止他的思考，他的思想必然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今天如果顾准对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的话，恰恰不是要神化他和无条件地盲目崇拜他，而是要把他从那些食尸兽那里拯救出来，把顾准还给顾准。所谓把顾准还给顾准，就是把民主的思想还给民主主义者顾准，同时，把顾准的思想还给顾准的时代，并且勇敢地面对新的历史和现实重新开始思想。


[1] 罗莎·卢森堡《斯马达克同盟想要什么？》，《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
[2] 罗莎·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同上。
[3]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同上。
[4] 罗莎·卢森堡《再论群众与领袖》，同上。
[5]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