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由于对重大主题的漠视或回避，双重变奏论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上认识的混乱。因此，要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必须重新认识文学主题更为复杂的结构。事实上，历史留下的印迹非常清楚：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并存着三种核心意识：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三种意识分别产生了三个中心主题：启蒙、救亡和翻身。三个主题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冲突，各有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运行轨迹，因而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最基本的矛盾结构并决定着文学发展的面貌。
一
中国新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面对着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因而不可避免地同时面对着启蒙、救亡和翻身三大主题。
启蒙主题的基础是人的意识，即受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影响而产生的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人权意识。它以中国人非人的生存状态为前提，以人的解放和人权的保障为指归。与现代性一样，人权意识显然不是中国固有之物，而是对外开放和文化引进的结果。一方面是外国文学和学术的翻译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一方面是陆续派出的留学生在异国的土地上的生活感受，强烈的对比使中国人的生活显示了非人的状态。因而，人的觉醒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鲁迅所说的：“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1]这种觉醒必然意味着个性意识的觉醒，也必然意味着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确认。
在当前学界，对于“启蒙”这一概念的认识是相当混乱的。因此，对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它与梁启超等人的近代启蒙主义虽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却已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梁启超等人的启蒙主义是沿着为“强国”而“维新”，为“维新”而“新民”的思路发展而来的，目的仍然在“国”而不在“人”；五四新文化的启蒙主义是以人权意识为基础，以改变几千年“吃人”的传统从而使人获得解放和权利的保障为指归，其根本目的在“人”而不在“国”。早在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就说：“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新青年》创办伊始，他又在《敬告青年》中明确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基本原则。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他把“人权”作为法国人对近世文明的重大贡献而介绍，并且盛赞法国《人权宣言》，认为“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一致选择西方文化的根本理由。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来说，人的觉醒、解放和人权的获得是其根本目的。为此，他们充分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陈独秀认为“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2] 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也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胡适倡导易卜生主义，并且以文艺复兴运动的姿态告诉人们：“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3] 鲁迅从留学日本时期就高度关注个人。面对当时中国的现状，他的主张是：“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甚至蔡元培在《〈国民〉杂志序》一文中也说：“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代先驱的共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而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而提倡新文学，主张个性解放，鼓吹恋爱自由，倡导妇女解放，批判贞操观念，以及反孔、非孝、讨论自杀等一系列活动，其根本目的正是把人从吃人的制度和文化规范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价值与尊严。新文化运动之所以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因为科学与民主都与人权密切相关，并且是可以为其服务的：科学可以帮助人从各种迷信中解放出来，民主可以帮助人从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在争人权这一目标得到解释。
人的意识在文学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启蒙主义潮流，鲁迅和胡适毫无疑问是这种启蒙文学的主要代表。
救亡主题的核心意识是上一世纪中期以来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它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面临着国家存亡的危机。20世纪的中国人从上一世纪继承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残局和极为不良的国际处境。面对外族的入侵，抵抗一败再败，一个自大的民族终于暴露了在专制政治、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不堪一击的真实面目。割地赔款和不平等条约使国人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危机，于是，争取民族独立而不做亡国奴的呼声响彻四面八方。强烈的民族意识强化着排外心理，排外心理又以各种复杂的形式强化着民族意识。虽然中国人已经知道落后就要挨打是一个无法改变的铁则，也知道文明必然沿着优胜劣汰的逻辑演进，一种文明由于自身的弱点而衰弱的时候，任何心理上的不平衡都无济于事。然而，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却很难轻松地接受外来文明。越是清楚地意识到民族的处境，民族意识就越是强烈。考察五四时期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仍然是一个响亮的音符。无论北洋军阀还是革命党人，都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情绪。加之一战之后西方思想界对西方文化的某种破灭感，使中国迅速兴起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切都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界。因此，虽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目的是通过旧传统的批判和价值体系的改造而重铸国民性并由此推动人的解放，但是，它在一开始就必然地同时承载了民族解放的任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战的胜利几乎使中国人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巴黎和会却使国人又一次认识了中国在世界的可悲地位。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因此而发生。这一运动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时代的民族意识。由这场学生运动不仅可以看到救亡文学主题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启蒙运动是如何直接助长着救亡的热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一代人从前人继承的民族意识是复杂的，其中既有革命党人的民族意识，也有义和团式的民族意识。因此，启蒙主题与救亡主题的矛盾和抵牾不可避免。这种矛盾从孙中山及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一些激进的热血青年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到。五四刚刚过去不久，北大学生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言论：“外人自侵入中国之后，做了不少的宣传，说中国人是野蛮民族，是贱种，性质如何卑劣，习惯如何腐败，道德如何堕落，自经‘拳匪之乱’，他们更振振有辞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性不良的铁证了。一般吃洋饭放洋屁的留学生西崽，更是推波助浪，说中华民族性果然如洋大人所云。中国人民因知识不如人，机器不如人，政制不如人，经种种失败，受种种苦痛，也不期然而然的自视实有不如洋族的地方，于是颓然的自暴自弃起来了。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一个民族的心死了，而欲图民族之自存，行得吗？况且洋族的民族性，不见得比我们高尚或且比我们还低下，我们已经屡次指出。所以我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