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人们不仅开始批评为艺术而艺术，要求文学服务于社会运动，而且希望文学能够致力于唤醒国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
另一方面，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加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帮助，孙中山充分地看到了工农力量的重要性。因而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明确宣称民族的解放事业“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并且作出允诺：“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6] 这就为追求阶级翻身的运动留有了广阔的空间，使下层工农大众追求翻身解放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尤其是广东、江西、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正如毛泽东所描写的：“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他们“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他们翻身了：“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7] 这一切充分表现了穷苦农民闹翻身的积极性。


更为重要的是，1928年，蒋介石政权的建立进一步同时强化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并使这两种意识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强烈的表现。
一方面，蒋介石政权建立之后需要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于是，国民党本来具有的民族主义被大力发展起来。从理论上讲，三民主义应该包括民主和人权等知识分子启蒙主题的核心内容，也应该包括社会平等和大众解放的内容，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它却只是一纸空话，只有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权力努力倡导并试图用以实现文化统一的思想核心。加之蒋介石个人的儒家思想基础和民族主义倾向，使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一心只想在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旗帜下统一民众的思想文化和舆论，毫不顾及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在这种批判中形成的以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社会理想，也不考虑受压迫阶级由于贫穷和苦难而酝酿着的阶级反抗情绪和翻身欲望，而只是一味为了政权的稳定而千方百计扑灭它。
从政治稳定出发，他们对个人自由的张扬和阶级翻身的鼓吹都有点深恶痛绝，理所当然地支持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在政治权威的支持和赞助之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30年代初终于形成一个强大的潮流。过去的现代文学研究对这一潮流缺少真正的研究，往往只是简单地把它看作官办文学运动。事实上，无论国民党如何为实现国家权威对文化的控制而插手这一文学运动，它仍然并不只是遵命的结果，而是与当时民族的处境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