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诗人的青年们，关于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要特别多做，儆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4]毫无疑问，这种见解显示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却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所主张的新文化精神相去甚远。
翻身主题的核心意识是阶级意识。在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双重变奏框架影响，有人把它看作救亡，有人将其解释为启蒙，造成许多混乱。其实，翻身主题虽然与启蒙主题和救亡主题都存在着某些联系，但自身有其与启蒙或救亡完全不同的目的指向。翻身与救亡主题的联系是密切的，比如五四学生运动的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是一个救亡的口号，但“内除国贼”可以引伸为翻身主题，而且翻身主题也可以通过这一口号而获得救亡的意义。翻身主题与启蒙主题的联系也是密切的，比如为劳苦大众呐喊请命，它是人道主义题内之义，却也可以引伸为翻身主题。不过，就其根本目的来说，翻身主题有其独立的体系。无论它与人的意识或民族意识有多少重叠之处，都不可能消融于民族意识或人的意识之中。因此，把翻身主题归入启蒙或者救亡，都会导致严重的混乱。
如果进行历史的考察，朴素的阶级意识和下层大众翻身的愿望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因为只要社会不平等，人们就有不平感，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就会有翻身的愿望。作为一种朴素的阶级意识，中国文学中早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表现。但是，面对社会的不平，在一般文人的笔下，往往只是象杜甫的表现一样表现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叹息，并不指向翻身主题；在革命家那里却往往表现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质问和“彼可取而代也”的豪言。后者集中显示了传统翻身主题的精神。正因为这样，这种翻身的愿望经常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一旦社会失控，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并且导致社会的动荡。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悠久的国家，专制制度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分配不公，而且最终必然导致贫困。越是贫穷和落后，社会不公的现象就越是触目惊心地助长着人们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由于灾荒和统治的腐败而导致的农民起义正是这种古老的翻身愿望的最好说明。
由于种种原因，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存在各种危机，民不聊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一般情况下，由于文化传统的制约，苦难的大众并不一定有足够的“阶级觉悟”。但是，五四新文化却象助长民族意识一样从各方面助长了阶级意识的觉醒。一些知识分子因为接受了西方观念而深刻认识了社会的不公，因而无论从一般人道主义立场还是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都努力为大众鸣不平，并试图改变不平的现状。翻开《新青年》就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引人注目的主题之一就是对下层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之时，《每周评论》正刊载了陈独秀的《贫民的哭声》。文章展示了贫民可怜的生存状况之后写道：“这十几万人何以到了这样苦恼的境遇？懒惰，没有能力，并不是他们人人造成苦恼的唯一原因。有些享福的老爷太太，能力不比他们高，而且比有些贫苦的人还要懒惰十倍。么到底是什么缘故呢？”陈独秀看到的问题是官僚的疯狂掠夺：“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钱用到哪里去了？替人民办了什么事？……养了议员去嫖赌，恭维督军；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债卖路矿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贩卖烟土；养了法官警官去捉拿那贫苦的烟犯赌犯来罚钱。现在的时代，还无人敢说政府官吏没有什么用处。可惜他们的功效，只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5]此时的陈独秀还不是阶级论者，他是从人道主义立场上为下层民众鸣不平的。20世纪上半页的中国文学史上，这种“不平之鸣”是常见的，虽然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在客观上都强化着阶级意识。在五四时期，这一现象非常明显。如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学徒苦》，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都鲜明地体现着阶级意识，不过，反映贫富悬殊和阶级差别的目的指向仍然是社会平等，因而所表达的也大多是人道主义的同情。“生我者亦父母”的呼声是一种典型的声音。即使在刘大白的《红色的新年》等赞美俄国十月革命的作品中，所大声呼叫的也是“不公！不公！！不平！不平！！”所表现的愿望也是“那潮头上涌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因此，这种声音并没有与启蒙主题发生冲突。最先呼唤为翻身解放而斗争的是蒋光慈。在1923年写的《中国劳动歌》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起来吧，中国劳苦的同胞呀！我们尝足了痛苦，做够了马牛；……快啊，快啊，快动手！”但这只是个别的表现。在五四时期，这三种主题基本能够和谐统一，并且以人的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启蒙主义文学主潮。


但是，三个主题的潜在的矛盾是明显的，致力于民族独立的人们往往既不赞同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启蒙主题，也不赞同以阶级意识为基础的翻身主题；致力于阶级翻身的人们往往既不满足于一般的人道主义，也不愿意接受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中心价值观。这种矛盾在五四高潮过后开始一步步明朗化。
二
三种主题尖锐而复杂的冲突是从20年代中期开始的。由于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及其结果－－国民党政权的建立，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都同时得到了强化。在文学界，阶级意识强化的结果是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民族意识强化的结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兴起。革命文艺运动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分别代表了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国文艺运动的两大潮流，同时也集中显示了翻身主题和救亡主题的面貌。民族文艺运动表现着民族意识，其主旨在于民族的独立和民族国家的巩固。革命文艺运动代表着阶级意识，努力的目标是阶级的解放和翻身。这两种力量尖锐地对立着，却同时否定着五四时期形成的以人权意识为基础的启蒙文学。过去的研究往往过分夸大了普罗文艺运动与民族文艺运动之间的对立性，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和产生这共同性的文化基础。事实上，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普罗文艺运动在文学观念、审美意识和对文学的具体要求等方面，都表现着高度的一致性。不同之处只在于前者张扬的是民族意识，而后者张扬的是阶级意识；前者致力于民族国家的巩固，后者致力于工农大众的翻身。
从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影响看，两大主题的兴起都与国民革命密切相关。正是国民革命的高涨同时带来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强化，带来了救亡主题和翻身主题在文学中的迅速增长。
一方面，在国民党的的指导思想中，本来就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国民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而三民主义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人们一般把孙中山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家，但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却没有完整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是保留了很多国粹主义色彩。虽然他在20年代领导的革命事实上以打倒军阀为目的，却总是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号召。这里的逻辑是中国的军阀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因而打倒军阀的意义就不只是推翻旧统治，而是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国民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以及与西方列强的一系列冲突特别是在省港罢工中对工人运动的支持进一步获得了革命的合法性，并且在调动革命热情的同时直接强化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从五卅惨案到省港大罢工，面对列强的枪弹和同胞的血，全国各界万众同心，打倒帝国主义的怒吼响彻四面八方。民众的民族情绪直接推进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并且保证了最后的胜利。这种民族情绪影响着作家，使那些本来民族情绪并不强烈的作家也心情激动起来，开始抒写强烈的愤怒，呼唤反抗和斗争。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