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年代《诗的新生代》一文中，诗人唐是曾精辟地概括过四十年代以《诗创造》、《中国新诗》为中心所形成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特色：“一个浪峰该是由穆旦、杜运燮们的辛勤工作组成的，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T·S·艾略特与奥登、史班德们该是他们的私淑者。他们的气质是内敛又凝重的，所要表现的与贯彻的只是自己的个性，也许还有意把自己夸大，他们多多少少是现代的哈孟雷特，永远在自我与世界的平衡的寻求与破毁中熬煮。” 
    这一概括是与另一知识分子群体——“七月”派诗人相对而言的：“他们私淑着鲁迅先生的尼采主义的精神风格，崇高、勇敢、孤傲，在生活里自觉地走向了战斗。气质很狂放，有吉珂德先生的勇敢与自信，要一把抓起自己掷进这个世界，突击到生活的深处去。” 
    在这里，唐是以哈姆雷特和堂·吉珂德这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来概括中国新诗派与“七月”诗派这两个诗人群体的知识分子精神特征，是非常精辟的，其中蕴含的思想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一 
    中国新诗派诗人群体身上严重的“哈姆雷特气”呈现为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启蒙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一统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现代化复杂化的个人审美趣味与通俗化大众化的时代阅读需求等方面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 
    首先，在对待现实的态度，处理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上，他们有着自己深刻而独特的“矛盾”特色：  一方面，他们主张介入现实，不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意识，开宗明义地宣称：“诗从现实来，又回现实去”，认为诗歌不可能离开现实。 
    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反对当时盛行的把艺术降为第二性的附庸论，主张扎根在现实里，但又不要给现实捆住。因而他们总是在文学与现实（包括政治）之间试图“折衷”和“平行”，袁可嘉的“平行观”是颇有代表性的，那就是“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联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因而，他们既反对“艺术为艺术”学说的“虚幻”目的，也反对“艺术为政治工具”的“具体”目的。 
    这种平衡与折衷，当然是颇合辩证法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总结“五四”以来新诗各个流派创作得失经验的结果。然而，却留下了两边不讨好的“阿喀琉斯脚踵”：不但国民党因其“左倾”要刁难查禁，进步的主流文学又嫌他们进步不够。在编《诗创造》时，他们委屈地申述：“近来又常听到朋友们的责备，说我们这个小丛刊不够‘前进’。这，我们除了愧怍之外，想顺便在这里谈谈：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多难窒息的地方，有感觉的人都难免想呐喊几声，但有时我们却不能不把将自喉咙里吐出来的声音咽进肚子，这种苦衷，每一个<<诗创造>>的读者都想知道。我们觉得装‘前进’的幌子并不困难，问题是我们叫的喊的是不是由衷之言，住在华贵的大楼里高喊‘人民’，在我们看来多少是滑稽的。” 
    其次，在个体与群体社会，启蒙知识分子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上，也是如此。显然，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矛盾激化，面临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将宇宙和我们/断然地划分”（陈敬容<<划分>>）的时刻，任何人都不可能超然于现实并中立于两大阵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新诗派诗人自然是矛盾重重的。一方面，他们毫无疑问是进步、“左倾”、向往光明的。他们的办刊，甚至得到当时在上海担任地下党的文委委员的蒋天佐及许洁泯、袁水拍、戈宝权等党员同志的指导与帮助（这些党员同志甚至也是刊物的积极撰稿者）。 
    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所疑惧与保留。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多疑又使得他们预感到未来的工农新时代与知识分子个性精神的某种必然矛盾，因而，未免矛盾和犹豫。正如唐是在评价陈敬容<<交响集>>时指出的，她诗中所凝望的，正是一代新旧交替之间的知识分子的心情，“诗人不免时时徘徊咏叹，在两个世界之间摇曳……” 。这是因为他们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然本性上还是追求艺术和诗歌的独立性的，其基本的落脚点还是在于对文学自身价值、意义及独特的发挥效果方式的坚执，继承的还是五四启蒙精神和知识分子个性主义立场。而袁可嘉、唐是更为接近“自由主义文人”的论调，他们与愈益强大起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及相应的“人民派”文学，有着明显的内在矛盾，不时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怨言。 
    唐是的<<论<中国新诗>——给我们的友人与我们自己>>表露了具有代表性的，富于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自由独立的精神传统的观点：“<<中国新诗>>的出现便是一个辩证的现实。它要求从真挚的人民生活（包括各阶层的人民生活，没有知识分子的自卑感，也不特别奉承小私有者农民的烂疤）里获得力量，逻辑地提高并纯化人民的生活意识，正视一切痛楚的呼喊与绝望的挣扎……” 在这里，对知识分子精神及身份的自矜、启蒙立场的坚执都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要求相背。唐是甚至以他特有的知识分子的敏锐而预感到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它不得不陷于孤军苦战，与伪作的民歌一样跟广大人民隔绝的悲惨境地，它在目前不能不忍受孤寂者在坚忍中的痛苦，一个先觉者不能不有的痛苦。” 袁可嘉旗帜鲜明地悬拟“新诗现代化”，并把“现代诗”与“现代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想与世界上的现代国家在各方面并驾齐驱，诗的现代化怕是必须采取的途径”。而诗的“现代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会与民族性产生矛盾的。他指出，“我们尽可以从民歌、民谣、民间舞蹈中获取一些矫健的活力，必需的粗野，但我们显然不能停止于活力与粗野上面，文化进展的压力将逼迫我们放弃单纯的愿望，而大踏步走向现代。” 
     
    不难想见，类似这样的知识分子精神立场和“现代化”取向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二 
    饶有意味的是，这一场算不上激烈的论争发生在中国新诗派和七月诗派之间，仿佛是一场发生在知识分子阵营内部的“相煎何太急”。 
    七月诗派的诗人兼批评家阿垅在<<<旗>片论>> 中，以七月诗派固有的乐观、昂扬的激情，进步的立场（并多少带有小集团习气），尖锐地批评穆旦的诗集<<旗>>：“没有足够吸引我的那些很强的东西。”“和他底诗集同名的另一个诗集（指七月同人孙钿的同名诗集——引者）对比起来，他是根本缺乏孙钿底那种坚实的行动性和坚毅的乐观主义的。”阿垅指责穆旦诗集表露了“无可奈何的悲观主义”、“冰冷的虚无主义”。 
    这与中国新诗派同人如唐是、陈敬容、王佐良等对穆旦的推崇备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新诗派与七月诗派分歧与论争的焦点是“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矛盾问题。这个当时相当敏感的问题其实包涵或折射了诸如个体与集体，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启蒙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的矛盾，文学的功用、目的（为谁和如何为）等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 
    朱自清曾在<<新诗杂话>>中以一个五四知识分子特有的敏锐忧思过于强调“人民性“所可能带来的弊病：胜利突然而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人民性”的强调，重新紧缩了“严肃”那尺度。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不过太紧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目下黄色和粉色这种担忧典型地表现了一个倾向进步，但又不愿或尚未完全放弃知识分子立场和情趣的民主主义作家的矛盾的文艺思想。 
    阿垅在<<<新诗杂话>片论>>中对此作了激烈的辨诬。认为不能把罪过推给“人民性”。“是的，‘人民性’是严肃的。但是，严肃并不等于不许欢乐，那种乐观主义的光采，那种战斗和胜利的狂欢与光荣，那种理想和行动的春情和歌曲！严肃并且是为了欢乐的。”阿垅批评了某些诗人的缺少“人民性”：“那种‘格律诗派’呀，‘象征诗’派呀，在那里面，却更无从寻问什么‘人民性’的；就是说，在那里面，‘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