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化问题中的中国文化命运
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全球殖民化的过程，而且这是一个任何国家、民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怪圈。按照这种说法，整个世界在全球化中会毫无例外地被整合到一个西方式的环境中去。这样一来，英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推广开来，《圣经》中的“巴比伦塔”将重新建立，这个塔的语言地基就是英语。如果这种巨型想象成立的话，本质化的说法就有了现实的根基：于是，未来的世界只有一门语言，那就是英语；只有一种文化，那就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只成为一种特例而存在。这将会对不同区域的并抱持本土文化精神的学者造成重大的文化内伤——在面临全球化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焦虑，产生一种文化全球化的假象。这是需要审慎质疑的重大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中心模式的差异是明显的，它也可能不同于日本、韩国、东南亚，或者中东、印度的现代性。那种认为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是不可能的，而只能臣服于标准化、霸权主义的英美模式的现代性的看法，所隐含的文化霸权问题绝非可以轻轻放过的。这是否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逃离这个普遍的市场秩序的殖民化—元世界？这个世界的多元选择的历史走向真的就此结束了?现代性“幽灵”究竟成为了这个一元世界的“撒旦”还是“上帝”?而且我想追问的是：发现东方和阐释中国的主体究竟是谁?是老外是新老汉学家还是盲人瞎马的技术官僚？中国现代性是否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中国新世纪是否只有被经济文化殖民才能放逐本土性融入全球性?
西方有人如此看，那么东方学者又是如何看的呢?据我所知，一个日本著名考古学家，近些年来在地上不断地埋文物，又不断地挖掘出来。他想告诉人们的无非是日本文化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韩国有学者也质疑中国的“造纸术”和“活字印刷”，认为中国的造纸术比韩国要晚，活字印刷是韩国发明的。史料表明，活字印刷在很早的时候就遭到了置疑，西方有人认为是德国一位学者古登堡(gutenberg)在公元1450年发明的。但事实却是：活字印刷是中国的毕升在很早——公元1041年就发明了，如果根据发明成熟期以前的半成熟期的时间，可以说中国活字印刷的时间更早。起码比这个德国人要早400多年。问题在于，当中国人面临全球化，不少人只重视经济而认为文化不重要的时候，恰好西方人和东方人都在算文化账，对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
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和殖民化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全球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尊重差异的过程。我曾经说过，文化可分为几个不同层面：其一，科技一体化，可以百分之百地“拿来”，所以我们不需要去重新创造磁悬浮列车，不需要自己创造电灯，“拿”过来就可以用。就像西方用我们的火药和指南针一样。其二，制度的并轨化，只有百分之九十相同，差异出现了，比如人权问题，中国和西方就有差异。其三，思想的对话化，我们都知道有中国哲学、希腊哲学、英国哲学，但没听说过有中国化学、德国化学和美国化学，自然科学是相通的，而人文学科则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最后，信仰的冲突化，齐泽克不同意亨廷顿的观点，认为“文明的冲突”不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而是同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因而，全球化是一种在科技和制度方面趋同化而在人文学科方面逐渐走向差异化的过程，而不可能文化宗教全球同一化。
但问题在于，今天中国文化形态整体性地“失语”了。中国有很多优美的东西，但由于没有在世界的话语圈中争得合法地位而变得失语。这种失语使得中国学术的言述方式、思维方式和制度方式失了合法性。今天我们读经、史、子、集，没有一个人认为这就是左右我们意识形态的“经”；读“史”，充其量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历史的悠久，但是看不到对整个世界进程的实质性影响；读“子”，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的阴谋术之最，而不认为是一种智慧(这当然是虚无主义)；读“集”，集部在艺术氛围中凝聚情感，但集部又是在形式完美中缺乏思想的力量，缺乏穿透性的世界性魅力。当我们的言谈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的时候，我们的背后还有什么思想批判的力量呢？
二、 全球化不是“西化”而曾经是“东化”
中国的言述方式是相当独特的，中国是美文的天下，从《春秋》开始，我们的文字表达极为典雅。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本质上是一篇哲学论文。但是今天有谁敢以钱锺书的《管锥篇》这种方式做学位论文呢?学者的每篇文章都按照西方的学术惯例和学术基本形式去构成并左右我们的思想，所以今天论文不美、文章不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写作仅仅成为一种论文专著的补充方式，而《管锥篇》是钱锺书留给20世纪人们美文思考的最后惊鸿一瞥。
不仅如此，我们的思想文化“关键词”也已被完全取代了，中国式的天、地、道、文、情境已经被结构、生成、转换、转型、话语所取代。如果西方话语进一步拓展，那么，中国的所有传统叙事方式都只能是对多元话语的补充，所谓情景交融式的美文将变成严格论文说教式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可不可以用东方方式来说我们的话语?中国话语在全球化中是不是已经不再合法?中国历经千年的言说方式是否成为了今后一种“世纪的回音”?
我不认为全球化等于西化，西化也不等于美国化，美国化更不是等于基督教化。现代性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是在神位颠倒之后“人的觉醒”时出现的，算起来也仅仅只有500年。中国战败于1840年，也就是说距今只有160年。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是，500年现代化前面340年中国在干什么?前面340年中国是否是远远落在世界水平的后面?那种浸透骨髓的民族悲观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是否真的那么理直气壮?
在我看来，恰好是前面三百年是中国文化“东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在现代化或者全球化初期时，全球不是“西化”，而是“东化”。中国文化在现代性初期很长时间内，对整个西方文化具有滋养作用，这种滋养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这样说，欧洲文明的来源是东方——古希腊人继承了埃及、巴比伦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文明，成功地使他们达到了奴隶社会的高峰。同时，西方也吸收了很多中国文明的滋养，比如说在我所看到的一些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文化的书中，可以注意到如孟德斯鸠、伏尔泰、莱布尼兹这样的大思想家对中国文化都做了诸多吸收，甚至有一些传教士，把中国渲染得可以说是美轮美奂。马可•波罗曾经到中国的杭州，他所看到的景色就像今天的中国人到了纽约、东京、巴黎一样，也就是说五百年前的前三百年，中国的文明在很多方面对西方是种文化资源和精神滋养。恰好是160年的失败，使得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认为全球化就是西化，似乎中国从来就是战败，而且学会了将所有旧账算在传统上，进而全面抗拒我们的传统，却从来没有审理过自己。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审呢?应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应该重新认识审父、审己、审他人(西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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