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命运忧思(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有一个世纪了,今天我提出要“发现东方”。西方也曾提出要“发现中国”,但是他们发现东方的是实用文化。文化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思想文化,一个是艺术文化,一个是实用文化。他们看到东方的是杂技,看到东方的是瓷器,看到东方的是武术,看到东方的是鼻烟壶、景泰蓝等等都是器物一类的东西。但像经、史、子、集、二十五史有谁完全翻译过去?西方有谁真正在进行研究中国思想文化问题?除了一些汉学家以外(汉学在西方已处于边缘)。就艺术文化层面而言,我们的琴棋书画已经成了对外交流的中介,但是在很多方面还被日本挡在后面:琴,在日本;棋,在日本;柔道,在日本;书法,在日本;还有很多艺术文化的现代转换方面,日本已经走在中国的前面。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已经成了躺在传统曾经的辉煌、今天落后而且未来未可知的一个国度。中国被日本的文化现代化挡在了后面,日本反而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

  面对这一严峻境况,20世纪的中国思想应从文化“拿来主义”转到文化“输出主义”。我让博士生做了一个调查,在海外他们到了主要大学的图书馆,查了中国20世纪翻译出去的专著有多少本?结果是不到一百本。其中有一部分博士论文是用英文写的,但是没有出版。而在国内我也做了一个调查,20世纪翻译西方包括其他国家的书将近十万册。我还可以提供一组数据,1894年中国败给日本之前,日本每年翻译中国的书籍70本,而战败后,从1894到1911年,16年间只翻译了3本,还是明代的数学书。这意味着,中国一旦战败后,审视中国的眼光彻底变了!当代中国人能超越这种落后挨打的意识吗?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中国文化是否可以输出?中国文化是否永远是处于劣势?中国文化是否永远是西方中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能是本质主义地存在于世界文化中等多种问题。



三、全球化中的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

  在我看来,中国学界当务之急是“发现东方”——发现我们自己文化中哪些文化变成了“僵死的文化”,我们要为它们送葬;哪些文化变成了“文明的碎片”,我们可以把它整合起来,变成当代重新认识的对象;哪些文化可以创造性地生发出来,变成世界文化中的“差异性文化”,可以互相补充的、互动的、人类性的精神文化产物;哪些文化是我们应该深恶痛绝地批判和清算的。

  我们现在做的翻译出版“输出工作”可分为三方面:其一,组织专家将19世纪以前从老、庄、孔、孟开始的经典著作用英语译成一百部;其二,将经过20世纪西方现代性洗礼的一批学者,比如康、梁、王一直到季羡林的思想,翻译出版一百部。我注意到,西方接受的中国学术支离破碎,尤其是某个学者外语很好跟西方接触较多,他可能把自己的思想部分地残片般地传播出去,但西方对中国整体性的了解仍然很差。其三,是翻译出60本中国当代文化形态的著作,将当代中国建筑生态、诗歌生态、小说生态、绘画生态、书法生态、音乐生态等等分成60本,全面地向西方进行深度介绍。当这260部英文书放在西方知识人的书架上,相信他们会比较全面、客观、准确地看待中国的。

  同时,制作dvd一百部。西方人做的dvd《发现》在中国播映相当普遍的其中三部,一部是《中国水墨》,内容写得不是很好,但是镜头拍得美轮美奂。而中国这方面的片子拍得不太好,解说词大多是说教。应该按照国际性审美共识重新拍l00部,让西方人改变一下中国的艺术文化并不是过去很好,而今天中国艺术生态滑坡了的误读习惯。

  有人说,沙尘暴是中国现代性所独有的,是中国的传统造成的。其实,稍微熟悉世界史的人都很清楚:1931年,美国西部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沙尘暴,以后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才治理好。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有痛苦的一面,当我们说起西方的时候总有一种憧憬,认为西方的福利制度好得无可挑剔。其实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关于土地方面曾出现过很大的问题。工业革命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得大批农民丧失土地而成为流浪汉。英国当局立了一个法打击流浪汉。这个法规定三条:第一次抓住流浪汉要鞭打;第二次抓住割掉一只耳朵;第三次抓住处以死刑。因而这条“血腥法规”在英国亨利七世时处死流浪汉72000人。可见,西方的福利制度并非从来就是完美的。同样,我不认为,英国女王在l6世纪亲自登上德雷克的海盗船封他为爵士,并命令将这艘船永远保存。因此,历史是人类编织过的一个血腥的痛苦的过程。我们不能把今天西方所有的一切都全面认可。

  全球化时代的东方,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借鉴之处,起码在我看来,我们的三星堆文化便值得一谈。曾经有一个美院教师告诉我,中国先秦除了会做又大又笨的鼎之外,不会做人形青铜器。那么我想说,三星堆有众多的巨大的人形青铜像,而且它的权力象征不是中原的鼎,而是金杖,怎么解释?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著名教授告诉我,中国的编钟意义不大,因为它连最基本的十二平均律都奏不出。为此,我专程去湖北考察了随州编钟,事实上是,早在2400年前战国的编钟就是十二平均律,而且一个钟能敲出两个不同音程的音。我想,中国人自己曾经做出过辉煌,今天我们认同了很多国际的东西,科技、制度,应该认同。但是文化出现了对话差异,人文科学者应该面临这个问题。

  在全球化中,中国文化应该坚持不懈地输出。这种输出,不是要像有的人所说的“拯救西方”文明,而是在全球化中尽量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读。这种文化输出需要坚忍不拔的勇气!利玛窦,还有利玛窦前面的一个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为了传播宗教文化,在澳门门口停留了整整七年就是进不来,但坚定不移地想输入西方文化宗教,最后因病死在海岛上。唐代时的景教传教士进中国也是坚忍不拔的。当时是盛唐气象,世界前列,就像今天的中国人去了纽约、伦敦、东京一样,目眩神迷。但是就是这些被看做西方边陲之民的人,他们充满艰辛地到了唐代长安,坚定不移地输出他们的文化。难道今天我们的国势还不如他们当时?但我们今天有哪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有哪一个中国人像传教士一样,坚忍不拔地把中国的思想输出去并告诉他们,让西方中心主义者知道尊重差异、尊重他者、多元互动是多么重要,是人类未来的平等对话的基础。

  说到底,人类文化未来不是同一化,不是本质主义化,而是差异化、互动化和人类性化,这一点有赖于中国文化输出的广度、深度和胆识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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