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家在致力于文化批判和启蒙的近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背负着传统反传统的现象。这种矛盾现象或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冲突，即以学习西方、批判传统、革故鼎新为手段，以保持和发扬传统为目的；或表现为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即表层意识、自觉意识里是反传统，深层意识、潜意识里却是再现传统、复归传统；或表现为出发点与归宿的矛盾，即以批判传统、抨击传统开始，以皈依传统结束。不仅如此，中国近代这一独特的文化批判方式一般都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既爱又恨，即试图超越有无限依恋，激烈的破坏心理与强烈的关切心并存，爱得愈深切，破坏得愈彻底。这种心态颇类似弗洛伊德所谓"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故本文借用"矛盾情结"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
矛盾情结的一面是对传统不满，否定传统，抨击、破坏乃至要求毁灭传统。人们起初承认自己的技术不如人，到后来则认为整个文化以至人种都不如人，非彻底改造中国人种不可。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思想家总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中国文化怀有深深的爱意，眷恋之、向往之、渴望复兴之。这种眷恋之情即使被表面上的偏激冲刷的破碎、模糊，但情感之根尚存，有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眷恋，因而也是造成整个矛盾情结的文化根源，乃是儒家文化中的道德理想主义。中国文化特别是名教文化的强大魅力在于儒家文化所宣扬的道德理想，它包括理想价值（忠孝仁义、大同理想）、圣人境界和人伦精神（对天地君亲师之敬）。中国文化中若隐若现的这一终极底蕴，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和审美色彩，而为世世代代所追求。在这一文化氛围里成长的近代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总有对这种理想的眷恋之情，有意无意地为这一价值所支配。近代知识分子可以超越传统文化的其他层面，却难以摆脱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诱惑。他们就像一位与旧家庭决裂出走的儿子，对家，对父亲既怨恨且爱恋。道德理想主义浓郁的温情，一次次唤起这些叛逆者们的俄狄浦斯情结，使他们回到传统理想温暖的怀抱。
近代文化批判者的这一矛盾情结，对启蒙运动的影响甚深。就个体来说，近代思想家对传统反思的深刻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这一矛盾情结的释解；从总体看，这个具有普遍性的矛盾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近代思想家的文化批判方法和价值系统，从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选择。而且，我认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一个矛盾情结，故这个问题仍有现实意义。
二
近代文化批判大体沿两条思路发展：一条是从传统文化体系中分裂、演变和形成近代启蒙思想的过程，另一条是以革命的方式摧毁传统文化的支柱--专制政体，以此推动思想文化现代化的运动。前一过程发韧于龚自珍、魏源等人，经洋务运动、维新派，至"五四"思想家达到高潮；后一过程始于太平天国，经义和团、辛亥革命，至共产党人达到高峰。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粗略的和相对的，因为近代文化批判的各种思想相互影响和转化，构成一整体思路。本文关心的是：这两种倾向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虽然存在明显差异，但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感态度却是相似的。
近代文化批判的先驱龚自珍、魏源、郑观应等人开始睁眼看外国文化时，感到了传统的危机，但他们试图以捍卫传统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危机。这种态度是由中国的近代化和启蒙运动的特殊背景决定的：西潮的冲击使得他们不可能像18世纪西方思想家那样单纯地反思历史，批判传统。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撞击表现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威胁。结果，保种图存的忧患意识与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结合，使得先驱人物的文化批判以护卫和拯救的方式开始。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从旧营垒里分化出来，并且具有了较明显的反传统倾向。他们第一次比较深刻地对传统文化作了反思和批判--狭隘虚娇的夷夏观念、空浮不实的学风乃至腐败的官僚体制。但是，洋务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正基于对传统的爱恋。他们批判传统，不是恨传统之保守，而是忧传统之衰微。他们的理想价值仍然是传统的名教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反映了他们的感情完全沉浸在传统之中，虽然他们也对传统不满。洋务派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情结支配了他们"振纲纪，正人心"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
洋务派对名教文化的矛盾情结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批判传统是手段，复兴传统是目的。
近代文化思潮到了维新人物那里才有了真正的启蒙性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伟大人物第一次站在时间和空间即历史和世界的高度俯瞰中国文化。有趣的是，启蒙思想的深化亦伴随人们对传统文化矛盾情结的深化。维新派对传统文化批判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政治制度、行为模式、伦理教化、价值观念乃至人种都被否定。 尽管如此，他们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超越名教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感圈。例如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圣人救世精神、历史进化模式以及托古改制的方法，反映了他对儒家文化价值理想的痴情。对儒家文化中价值理想的忠诚信念和执著追求，倒成了维新人物反对传统弊症的强大动力！


这种矛盾情结使得维新人物走了一条从反传统开始到回归传统的圆圈。起始，他们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猛烈抨击旧文化。这里，西方文化是新文化，是现代化的依托。当人们参照西方文化抨击旧文化时，他们实际上把西方文化理想化了。事实上，西方文化又是异民族文化、殖民文化。当人们从这个角度考察西方文化时，他们又看到了作为"蛮夷"文化的种种弊端。维新人物用了双重标准：批判传统时用的是时间标准、历史进化标准；对西方文化失望时用的是空间标准、民族标准。他们接受不了物欲横流和弱肉强食的社会，在他们心灵深处，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仍高于科学理性主义和工业文明的价值。潜意识里对名教文化的依恋情感，使维新人物最终都带着忏悔的心态回归旧文化：忠君孝亲、礼仪廉耻、圣人大道等。
维新人物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情结既表现为意识与潜意识的矛盾，又表现为起点与归宿的矛盾。许多学者发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心结，即大家为了中国好，却偏偏提倡西洋化；为了爱国，却偏要激烈地破坏中国传统，结果出现了破坏即救国，爱之愈深，而破坏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的议论现象。 这种矛盾情结在"五四"人物那里尤其突出。"五四"是近代启蒙运动的高潮，它的伟大在于：一方面，人们试图以科学和民主（或人权）为核心，重建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人们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这些思路与西方现代化的思路是相似的。不同的是，"五四"思潮有过多的情感因素和理想主义。"五四"启蒙的重点不是正面建构文化格局，冷静的历史沉思相对缺乏，更多地是满腔义愤地否定旧文化，虽然偏激程度因人而异。当笛卡尔思考"我思故我在"时，当卢梭描绘人的自然状态时，他们似乎在对天说话；中国思想家没有这种冷静和超脱。他们不仅要"打倒孔家店"，甚至要废灭汉字，剿灭中国文化。有人甚至说，"若要中国好，除非把中国人种先灭绝！" 难道"五四"思想家真恨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其实这种恨是因爱而恨，是恨铁不成钢。"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鲁迅对阿Q的态度是这种矛盾心结的典型表现。"五四"的偏激并不证明新文化的旗手们真正超脱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我们不仅可以从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 和李大钊"铁肩担道义" 的誓言中看到儒者的忧患意识和救国宏愿，更能从他们倾向乃至献身于社会主义的选择中，看到儒家道德理想的影响（详后）。
三
由于诸多更为直接和现实的原因，如社会矛盾的复杂和尖锐、民众灾难的深重、知识分子的脆弱，中国社会难以如西方通过启蒙完成近代化，许多人物选择了单刀直入的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