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逻辑推论的结果，也不是主观臆测性，而是民族形式讨论中已经表现出的倾向。最有代表性的是向林冰的观点。他对五四文学的否定和对传统的张扬无须在此重复，需要注意的是它事实上是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瞿秋白等人观点的继续。但不同的是30年代的讨论因其集团的性质而只是一种自由言论的表达，不能构成对文学的全面影响，而在抗战的新形势下，它却借国家权威话语的力量对文学发出了共同的号令。

其实不难明白，只要从政治和军事的实用主义出发，任何批判国民性的行为都是不明智的。任何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都不会指着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批判他们的阿Ｑ主义。这正是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实用主义政治家的不同之所在。由于抗战的时势，文学对民众落后精神面貌的表现已经不合时宜。陈伯达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一文中说：“我们在文化上反对独断，反对迷信，但对于那迷信任何独断，迷信任何宗教的同胞，我们不但不应反对他们，而且要尽力避免刺激他们的宗教感情”。（10）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喜欢看”成了唯一的目标。如何讨大众欢心，顺应大众心理而鼓动他们的热情和不怕死的精神，成了艺术的全部奥秘。为了大众喜闻乐见，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全面地迁就和适应大众，不能适应大众的东西都要受到怀疑和批评。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就有人指出老舍发表的京戏《忠烈图》中“讲到贞操观念的部分，虽然是对的，但是却容易引起大众的反感”。（11）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无法再继续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尽管洛蚀文等还没有忘记启蒙主义，还不愿意让文艺一味地迁就和迎合大众，但文艺迁就和迎合大众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尽管很多人对大众化的理解还不是迎合大众，但在大众化的含义中硬要加上化大众的内容，这不过是一些不愿意彻底放弃五四启蒙主义精神的文学家的一厢情愿。当大众化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注定了它后来在半个世纪中流行的解释：“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这是至今流行的《现代汉语辞典》中对“大众化”的解释。我们不必怀疑辞典的解释是否正确，最流行的辞典采用的必然是最流行的解释。半个世纪以来，每当强调文学的大众化的时候，总是要求文学实现这种解释。就从词意上说，“大众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无法包容启蒙主义的“化大众”的内容。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清楚，大众化方向与启蒙主义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可惜直到今天有些研究者仍然把大众化与启蒙主义作极为有害的混淆。

作为大众化的理论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当时大众/民族精神状态的误识。我还无法断定一些解释是政治家式的为调动群众积极性而以赞美的方式调动其力量，还是真的由于眼睛的问题而看到了虚幻的景象。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症结——由于民众的抗战热情，便误以为民族的精神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用一种相当普遍的表述方式就是：“战争使民族得到了新生，使人民大众广泛的觉醒。”（12）周扬是这样表述的：“要描写抗战，首先就要描写在抗战的具体环境下行动着的一个个的中国人。而这是一个怎样变化万端令人惊异的环境呵！在这个环境之下，人又是变化得怎样的迅速呵！昨天还是落后的，今天变成了进步的；昨天还是愚蒙的，今天变成了觉醒的；昨天还是消极的，今天变成了积极的。革命时期必然地伴以人类心灵上的深刻剧烈的变化，只适合于社会停滞期的艺术家的那种静的看法现在是完全不适用了。我们的现实中正涌现着新的人，新的抗日英雄的典型。我们不能把他写成平时的人一样，因为抗战的不平凡的环境已经使他变质；……中国新文学中可以称为不朽的典型的，只有鲁迅的阿Ｑ。在这个可笑又可悯的人物身上，反映出了中国农民的软弱的黑暗的一面，因为中国的农民性和落后性，他又被视为中国国民性的代表者。现在，阿Ｑ们抬起头来了。关于觉醒了的阿Ｑ，值得写一部更大的作品。”（13）阿Ｑ既然已经觉醒，并且成为时代的英雄，当然不再需要鲁迅式的启蒙主义，当然不再需要知识分子去批判他们。所以，虽然在理论上有时也谈及文艺教育大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已经是只有赞美和迎合。而且，这时的所谓教育也不再是启蒙主义所强调的使被教育者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地位，而是教育他们如何服从战争的需要，鼓励他们战斗的勇气。这样的教育是启蒙主义还是蒙昧主义是不难识别的。



在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国家权力话语和民间话语又一次联手扼制着知识分子话语。在其开始，是战争的要求使文学走向民间。然而，迅速生长的民间政治力量迫使知识分子向民间大众认同。两种力量同时要求文学走向传统，也同时要求文学走向民间。不过虽然要求相同，目的却绝不相同。占据国家权力地位的政治要求走向传统，去张扬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去弘扬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从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中即可看到；民间的政治力量希望文学表现统治者的腐败和大众的疾苦以助长反抗情绪。然而，无论目的多么不同，他们都要求文学走向传统的同时走向民间。这导致了民族形式的胜利。民族形式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国家权力的胜利，也是民间大众话语的胜利。抗战前期真正胜利的是国家权威话语，而抗战后期真正胜利的是民间政治话语。前期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后期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大众文艺运动。

有必要注意国家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联合这一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在此之前，最为对立的是这两种话语。因为在这两种话语之间存在着两种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它们能够迅速统一起来，原因就在于两者之间本来就具有更多的可联合性。其对立主要是政治上的，虽然阶级立场对立，进行着压迫与反压迫、翻身与反翻身的较量，但在文化基础上，却都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反抗西方现代文化。所以，在反对五四和扼制知识分子话语方面，二者很容易地统一了起来。

三、坚守者的困境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战争的环境要求文学服从民族整体利益的需要，接受国家权力话语对文学进行整合。然而，知识分子是否就应该象士兵一样以服从为天职而放弃独立的思考？为了使文学更有效地服务于动员民众的任务，文学必须走向通俗。然而，文学是否就应该与大众认同以至迎合大众的观念和趣味？这是抗战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的问题。尽管国家权威话语和民间话语同时对知识分子发出各种传唤，知识分子仍然不可能彻底放弃自己的话语立场和话语形式。考察抗战时期的文学，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话语对国家权威话语整合企图的反抗，也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话语在大众化潮流中所做的艰苦守卫。

我把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的发表看作在民族意识中心和国家权威话语整合过程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华威先生》的确不同于当时的抗战文学，它没有满足于鼓动人们的抗战热情，也没有表现国家权威话语所要求的英雄主义，而是讽刺和揭露了抗战阵营中的官僚，显示了知识分子对独立批判权的持守。小说发表之后，立即受到一些人的指责。理由就是抗战文学的揭露和讽刺的对象应该是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如果揭露抗日阵营中的黑暗和丑恶，只能有利于敌人。这种指责更多地表现着对权威话语的依从。这种指责所展示的观念是重要的，从抗战开始到抗战结束，从重庆到延安，文学的批判精神一直受着这种观念的制扼。因此，这种观念与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权的实现是极为不利的。关于《华威先生》，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抗战生活和抗日阵营的内部，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既有民族新生力量也有腐朽的旧势力，甚至有各种卑鄙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