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再次发生了大分化。聪明人再次适时地调整自己。一些人认为世纪末中国需要的不是呼唤人文精神，而是反省知识分子自身。因为新潮又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千呼万唤的那套西方人文传统，在西方已经面临危机，后现代思想家已经对其进行了掘祖坟式的批判。于是，一轮新的超越和自我否定立即席卷了大江南北。这种知识分子适时换季无所持守的遗憾可能真要带到21世纪了。



三、“狗熊掰棒子”式的趋新择取

　　进化论给中国带来的东西很复杂。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启蒙运动，但是，一种将进化论简单化而形成的思维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负面效果是明显的。一个世纪中，中国作家更多的时间处于浮躁的追潮之中，象黑瞎子掰玉米一样，看到新的就抛弃旧的，结果常常是抛弃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而最后留在手中的却往往只有最时髦的包装而未必有值得珍视的内容。

　　遗憾的是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坛往往只认新的包装，不愿进行鉴别，唯新是趋，制造着一场又一场的热闹。如果只是娱乐，那倒没有什么不可。可是，作为民族的精神文化建构，却往往是新事物还没有站稳脚跟，就遭到了更时髦的东西的猛烈炮火。人们往往把新生婴儿学步的蹒跚视作垂暮老人的龙钟之态，匆匆宣判其末日。结果往往是极大地破坏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生长。

　　我们用有限的时间在幻觉中走完了西方文学几百年的历程。匆匆忙忙，没有消化的时间。这种匆匆走过的历史是没有质量的。看一看文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新潮迅速推进构成的发展迅速的假象。但它本身是破碎的、残缺不全的、很不健康的。我们能够看到一堆又一堆没有长成就被流产的婴儿。看到一些刚刚出生就因为母亲怀孕而营养不良的面黄肌瘦的孩子。看到地里种下的庄稼刚刚发芽就锄掉重新播种的悲剧。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给文学史留下的一个独特景观。由于过多的接纳使中国文坛这位体弱的母亲不胜重负。她匆匆忙忙，送往迎来，却已经难于孕育出健壮的果实。

　　这是很可悲的。新潮滚滚应该是值得庆幸的，因为20世纪中国文坛曾经有过死水一潭而容不得任何生机的时期。但是，潮水过后却沉淀甚少，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一切思潮都可能是有价值的，但是，由于时差压缩而造成的共时性，各种有益的因素却可能相互冲突，相互抵消。

　　因此，在世纪末的今天，应该特别警惕盲目的趋新和“过时论”的危害。常常看到一种简单的“过时论”。什么什么是不好，什么什么应该否定，那理由是极为简单而明了的：过时了。好象一天应该有一天的思想，一天应该有一天的学术，一天有一天的真理。人道主义过时了，因为人已经死了，还讲什么人道主义？现代性过时了，因为已经后现代了，还不扔掉可恶的现代性？

　　正因为这种过时论，创造社太阳社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否定鲁迅、胡适和新文学运动，90年代的文坛新秀又可以理直气壮地与80年代划清界限。

　　应该注意，在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上，一些理论和学说的发展并不完全呈现线性的发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之中，我们那些激进的年轻人总以为最新的就是最好的。然而，当时代的文化冲突在进行着历史过程的否定时，引进的最新的东西却往往是否定之否定的力量，结果最新的东西可能恰恰成了旧势力的援军。它的作用往往是使新文化腹背受敌而一败涂地。先锋们当然有理由欢呼胜利，但真正的胜利者却往往不是先锋，而是根深蒂固的旧势力。90年代各种最时髦的西方思想的这种作用正在充分地显露着。

　　四、精神承传的断裂

　　在发起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王晓明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危机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这段话在讨论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却是人文精神讨论必须首先明析的前提。虽然一些人理所当然地不承认这一基本判断，但是，它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王晓明十几年来研究结晶，也是他一直痛苦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虽然这种忧思早已与启蒙知识分子一起受到种种新潮后学的嘲笑。但它所指示的问题却并不因为嘲笑而有所改变。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精神素质持续恶化的现象？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我认为，20世纪中国不是没有思考者，也不是没有出现一定的精神高度。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精神承传的断裂，使探索者的思考成果得不到承传，使最珍贵的收获往往被弃忘于荒漠的风沙之下。

　　从世纪初开始，精神的发展总是断断续续，一次次出征又一次次溃退，热潮过后往往是死寂和荒芜。春去秋来，潮起潮落，这之间往往造成代际的精神断裂：前一代人艰难的探索突然中断，脚印被风雨清洗，收获被风沙埋没；后一代再次出发，一切从零开始，进行艰难的摸索，终于获得一些进展，却往往再次中断。尽管历史呈现着前仆后继的悲壮景观，这“前仆后继”却往往只是一次次重复，一代代都需要由自己重新证明一加一等于二的算式。当50年代的探索者高喊五四精神的时候，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了解了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当文革废墟上崛起的一代开始思考的时候，有几人能知道50年代的探索者已经达到的高度？有多少人知道遇罗克的思考？有多少人知道顾准到达的方位？30年代文学大师的后继者何在？40年代学术大师们的衣钵授予了哪些弟子？

　　文革结束之后的文坛和学界可谓人才辈出，但如果认真考察，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那些有人迅速成长的地方，往往存在私淑式承传。如今国内大学林立，几所年轻人文学者迅速成长的学校却格外引人注目。在那些优秀人才迅速成长的摇篮里，往往存在着一种私淑传授。那里往往有一两个承载了某种历史的精神积累的幸存者，象探险者最后遗弃的拐棍，在茫茫沙漠中充当了路标。

　　在传播工具高度现代化的时代，知识的传播仍然需要手工业时代的授徒方式，这也许是非常可悲的。但是，历史却应该感谢这种方式，因为20世纪中国曾经连一些基本知识都得不到传播，经过大嗓门传播的却往往是伪知识。当写进教科书的知识因为适应某种需要而改写或遮蔽得极不可靠的时候，手工业时代的传授方式也是可贵的。

　　精神承传断裂的问题在世纪末的今天并没有完全解决，对于世纪末的青年来说，许多知识都是陌生的：五四不过是一个片面抽象的概念，文革只是一个朦胧的传说，甚至80年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探索，虽然刚刚过去不过10年，却也已经是一片茫然。正因为这样，新生代作家和新生代学人往往与国外汉学界一样，许多研究都建立在不可靠的基本知识之上。比如，说20世纪的文学史是政治权威话语与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压迫了民间话语的一部历史，认定文革与五四是一个历史的整体，把鲁迅说成遵命作家，不过是极左政治的一根棍子，等等。

　　但愿精神探索不再时时中断，但愿一代人的探索能够成为下一代探索者的铺路石。果然如此，民族的精神素质或可有所改观，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或许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