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启蒙与理性、非理性问题，目前研究界尚存在着并非少见的一些偏见，诸如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机械对立，将理性主义等同于启蒙主义，简单地以欧陆理性主义为反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框架等等。这种思维定势反映在对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研究中，一大表现就是常常从西方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这些并不适用于研究对象的价值原则出发，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以偏概全或彼此相反的结论。这些观点的两种极端就是分别从情感与理性两个方面立论。一方强调"五四"前后的启蒙主义是情感压倒理性，如有人说"五四是一个抒情的时代"，有的认为 "五四"文学创作的普遍特征在于"印象的、情绪的产物，而还没有达到成熟的任何’主义’的艺术自觉"，[①]有的将 "五四"文学精神的突出特征归纳为"悲剧意识、自由精神和感性生命特征"。[②]再如李泽厚批评"五四"有一个"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严重问题，它延续影响几十年直至今天。他所谓的"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王元化则从"激进主义作为采取激烈手段、见解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的一种表现"来批评"五四"是"一种历史的切断，带来不好的后果"。何新也说"我说激进反传统不利于现代化"，"一百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总是吃激进主义、急躁情绪的亏。"这些观点在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上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仿佛情感强烈就必然会导致对理性的漠视，"激情有余"必然伴随着"理性不足"的失误。另一方则强调其理性精神，或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或现实主义精神等等，但同样也存在着思维与价值判断上的机械化。如林贤治反对以上观点，认为他们的激进"并不就像李泽厚说的那样惟凭一时’激情’的冲动而失去理性的支持，或如王元化所说的那样全出于’意图伦理’而不讲’责任伦理’。相反，这是非常富于理性，富于历史责任感的一代。"[③]而我认为他们的激情同他们的理性一样是值得肯定，值得后人认真研究的。早在提倡科学主义的《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就十分警惕地告诫人们，科学与理性虽然是消除愚昧和盲从的奴性主义精神状态所必需的，但若"使举世借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同样不可能"致人性于全"。因为，它将会造成"美上之感情漓"，非但如此，它还会反过来进一步导致"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意即唯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必会走向科学与理性的反面。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视野之中，感情与思想、审美与理性、物质与精神必须服从于人性解放与进步的全面要求，决不可只取一隅，或者以偏概全；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否定了中国启蒙的思想原创性。

　　在此还需要提及另外一种与上述二者不同的观点，即认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代，’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④]还有的论者说："五四既是一场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浪漫主义的狂飙运动。如果说德国的狂飙运动是对法国理性主义的反弹，带有某种文化民族主义意味的话，那么中国的狂飙运动从发生学上说，却与理性主义并驾齐驱。"[⑤]这样的观点虽然同时承认"五四"时代的强烈理性主义追求与同样强烈的主情主义倾向，但仍将这两个方面机械地对立起来，仅仅指出这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吊诡的两歧性"[⑥]，其论证明显地体现着如前批判的研究方法与思维定势。如将推崇理性、启蒙运动、"研究问题"分别与情绪激荡、浪漫主义、寻找主义视为"五四"的表面现象与内在实质，且处于对立的状态；或者认为二者是"并驾齐驱"、有着本质区别的两个范畴。而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两种倾向的本质区别仅仅存在于理论之中，或者只是部分地存在于西方文化范畴之内；在中国的"五四"这里，前后诸对概念的内涵与范畴已发生了严重的畸变，由是，它们原来的"吊诡"也一并被转化为对立的统一。即如"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面看来，一方持"研究问题"的实证态度，另一方坚持寻求"主义"的思想力量，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正如周策纵指出的，"多研究些问题"这个建议是切中要害和适时的，但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并不比与其对立的其他主义的信奉者做得更好。实际上很难分清，他们所争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自由主义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建议后不久的1920年，很多社会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开始走向工人和农民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而自由主义者很少参加社会调查和劳工运动。"[⑦]从中读出"讽刺意味"当然不是我们的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研究者，我们不能在历史现象面前先在地赋予这些概念以"想当然"的内涵，对于历史现象本身来说，这些"想当然"的东西是"莫须有"的。这就需要我们将理性与情感问题的阐释置于梳理中国现代启蒙现象的过程中。也就是说，由于他们将自由意志作为人的价值建构的支点，那么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情感等对实现一个自律的创造的个体生命而言，都不具备完整的本体价值，[⑧]它们只有被纳入自由意志的塑造中时才是有意义的；同时从另一方面说，由于自由意志创造性与自律性的内涵特质，决定了它既要从人的欲望、情感、直觉等非理性入手以激发人的生命本能、生命强力和个体自我的独特价值，又要以理性净化、提升人的生命强力，使之向着创造的方向运动。

　　罗素在评价希腊人时曾这样说："（他们）一方面被理智所驱遣，另一方面又被热情所驱遣，既有想象天堂的能力，又有创造地狱的那种顽强的自我肯定力。他们有’什么都不过分’的格言，但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是过分的，--在纯粹思想上，在诗歌上，在宗教上，以及在犯罪上。当他们伟大的时候，正是热情与理智的结合使得他们伟大的。"单只是情感或单只是理智，"在任何未来的时代都不会使世界改变面貌。"[⑨]同样，大卫·贝斯特在研究艺术欣赏与情感、理性的复杂关系时也明确指出："过分地强调理性，可能会敌视自然的和直接的情感，但这决不是说，理性必定敌视自然的情感，相反，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懂得把它们理解为理性的结果，就不可能在艺术反应中有这种自然的情感。"[⑩]罗素对希腊人"什么都不过分"和"什么都过分"的推崇，大卫对情感与理性关系的理解，至少在思维方式上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40年代雷宗海在《本能、理智与民族生命》一文中，说他发现了中、英民族性的一种"最奇怪"的差异，即英国人生存本能较之其他民族最强，但其本能强而不害其理智之高，理智高而不掩其本能之强。与此相反，中国人却是"理智不发达而本能却如此衰弱"，中国人的本能"衰弱到几乎消失的程度"。雷宗海之所以说此乃"最奇怪"者，我想正是因为他也知道在一般人那里，正象上述提到的那样认为情感、非理性与理性、理智之间天生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雷文实际上可以给我们这样两个启示：其一，理智与本能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它改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看法--"理智强则本能弱，本能强则理智弱"，也即人们常说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类。中、英民族性各自的特点作为一种事实否定了理智与本能之间那种强弱此消彼涨的反比例关系。其二，理智与本能不仅不对立，相反，恰恰会成为一种相互促进，一强俱强，一弱俱弱的关系。当然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