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思想原创性(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自制,对一切生活和人的需要的摒弃",在这种原则下,"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29]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启蒙主义的原动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其实并非是背离的。
如果说中国的启蒙家从"立人"这一目的追溯到人的原动力经过了一番深刻而复杂的探讨历程,且有一种强烈的思辨力量与严密的逻辑理路包含于其中;那么在有些美学家那里,对这一过程的思考相对要"玄虚"、直观一些。如美学家向培良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时作了这样的推论:艺术创造的动力是什么?--就在于"创造生活的欲望"。"人类最特殊的也是最高尚最宝贵的生活就是创造的生活"。人类在创造中确定着自身的存在,同时"更创造一种范围极广大的存在,以为本身的精神之续";而艺术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艺术"最能不受环境拘束,最能自由发挥"。[30]所以类的创造欲望能最充分、最方便地表现于其中。在向培良看来,艺术品具有双重的身份:它既是艺术家创作欲望的体现,又是外物的美的凝固。在向培良这里,"创造"的生活--这种人类生活的最高境界,直接就可以导源于创造生活的"欲望"。 在另一位理论家项黎那里,"爱憎喜怒"等生命的原真状态具有同样的作用,不过,他使用的是"感性"一词。他说:"很显然的,企图在人生中降低感性的意义,甚至根本抹煞感性的作用,其实是完全湮没了真实生活的光彩,使生活既失掉了强大的向上向前的推动力,也失掉了其所追求着的实际的目标。……假如没有了爱憎喜怒,而只剩下是是非非的判断,只剩下逻辑的推理与命题的演绎,生活还有什么光彩?"他还说,哲人斯宾诺莎的名言是:"勿哭勿笑,而要理解",但我们的格言是要能哭能笑,并能理解。[31]尽管向培良等人省略了启蒙理论建构中的一系列过渡性环节,但在根本点上却正与上述启蒙设计殊途同归。
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其实也认为"欲望是人类一般活动的推动力",将人的物质自然属性--本能、欲望、生命等等,视作同自我意识同等重要的存在规定。同时他也指出"迫切的需要既然得到满足,人类便会转到普遍的和更高的方面去"。前者是自然的规定性,后者是精神的规定性。不过他强调的是"精神生活在其朴素的本能阶段,表现为无限天真和淳朴的信赖。但精神的本质在于扬弃这种自然朴素的状态,因为精神生活之所以异于自然生活,特别是异于禽兽生活,即在其不停留在它的自在存在阶段,而力求达到自为自在。"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理性对本能或非理性的扬弃、超越,重心在理性的层次;而不是追求本能欲望向理性意志提升的必要性,以及二者的相互激荡。因此他对"禽兽生活"极为反感,这与中国启蒙主义者所刻求的"兽性精神"显然恰恰相反。
注释:
[①] 赵学勇:《论五四文学创作的情绪特征》,《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②] 李俊国等:《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③] 王元化等人的观点及林贤治观点引自林贤治:《五四之魂》,《书屋》1999年第5期。
[④]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学术集林》卷八,第26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⑤] 许纪霖:《另一种启蒙》第140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⑥] 许纪霖:《另一种启蒙》第139页。
[⑦]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31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⑧] 虽然在他们的论述中常常将情感本体化,但这时情感的涵义实际上是自由意志,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情感。
[⑨]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第46页。
[⑩] 大卫·贝斯特:《艺术·情感·理性》第151页,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1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321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1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29--131页。
[13] 《何干之文集》第3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4] 《何干之文集》第349页。
[15] 《何干之文集》第365页。
[16] 参见拙文:《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哲学建构》,《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该文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蕴含着原创性的思想体系,并从哲学精神上论述这一体系的建构过程及其逻辑深度。请参阅其中关于"自由意志"的详细论述。
[17] 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18]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
[19]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20] 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8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1] 沈从文:《长庚》,《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92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22]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48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23] 《蔡元培哲学论著》第11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4] 郁达夫:《文学概说》,《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34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5]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成仿吾文集》第9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6] 《鲁迅全集》第1卷第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7] 《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26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8]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44页。
[2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0] 《中国现代美学丛编》第477、4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1] 项黎:《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中原》创刊号,1943年6月。
如果说中国的启蒙家从"立人"这一目的追溯到人的原动力经过了一番深刻而复杂的探讨历程,且有一种强烈的思辨力量与严密的逻辑理路包含于其中;那么在有些美学家那里,对这一过程的思考相对要"玄虚"、直观一些。如美学家向培良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时作了这样的推论:艺术创造的动力是什么?--就在于"创造生活的欲望"。"人类最特殊的也是最高尚最宝贵的生活就是创造的生活"。人类在创造中确定着自身的存在,同时"更创造一种范围极广大的存在,以为本身的精神之续";而艺术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艺术"最能不受环境拘束,最能自由发挥"。[30]所以类的创造欲望能最充分、最方便地表现于其中。在向培良看来,艺术品具有双重的身份:它既是艺术家创作欲望的体现,又是外物的美的凝固。在向培良这里,"创造"的生活--这种人类生活的最高境界,直接就可以导源于创造生活的"欲望"。 在另一位理论家项黎那里,"爱憎喜怒"等生命的原真状态具有同样的作用,不过,他使用的是"感性"一词。他说:"很显然的,企图在人生中降低感性的意义,甚至根本抹煞感性的作用,其实是完全湮没了真实生活的光彩,使生活既失掉了强大的向上向前的推动力,也失掉了其所追求着的实际的目标。……假如没有了爱憎喜怒,而只剩下是是非非的判断,只剩下逻辑的推理与命题的演绎,生活还有什么光彩?"他还说,哲人斯宾诺莎的名言是:"勿哭勿笑,而要理解",但我们的格言是要能哭能笑,并能理解。[31]尽管向培良等人省略了启蒙理论建构中的一系列过渡性环节,但在根本点上却正与上述启蒙设计殊途同归。
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其实也认为"欲望是人类一般活动的推动力",将人的物质自然属性--本能、欲望、生命等等,视作同自我意识同等重要的存在规定。同时他也指出"迫切的需要既然得到满足,人类便会转到普遍的和更高的方面去"。前者是自然的规定性,后者是精神的规定性。不过他强调的是"精神生活在其朴素的本能阶段,表现为无限天真和淳朴的信赖。但精神的本质在于扬弃这种自然朴素的状态,因为精神生活之所以异于自然生活,特别是异于禽兽生活,即在其不停留在它的自在存在阶段,而力求达到自为自在。"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理性对本能或非理性的扬弃、超越,重心在理性的层次;而不是追求本能欲望向理性意志提升的必要性,以及二者的相互激荡。因此他对"禽兽生活"极为反感,这与中国启蒙主义者所刻求的"兽性精神"显然恰恰相反。
注释:
[①] 赵学勇:《论五四文学创作的情绪特征》,《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②] 李俊国等:《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③] 王元化等人的观点及林贤治观点引自林贤治:《五四之魂》,《书屋》1999年第5期。
[④]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学术集林》卷八,第26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⑤] 许纪霖:《另一种启蒙》第140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⑥] 许纪霖:《另一种启蒙》第139页。
[⑦]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31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⑧] 虽然在他们的论述中常常将情感本体化,但这时情感的涵义实际上是自由意志,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情感。
[⑨]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第46页。
[⑩] 大卫·贝斯特:《艺术·情感·理性》第151页,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1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321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1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29--131页。
[13] 《何干之文集》第3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4] 《何干之文集》第349页。
[15] 《何干之文集》第365页。
[16] 参见拙文:《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哲学建构》,《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该文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蕴含着原创性的思想体系,并从哲学精神上论述这一体系的建构过程及其逻辑深度。请参阅其中关于"自由意志"的详细论述。
[17] 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18]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
[19]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20] 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8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1] 沈从文:《长庚》,《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92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22]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48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23] 《蔡元培哲学论著》第11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4] 郁达夫:《文学概说》,《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34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5]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成仿吾文集》第9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6] 《鲁迅全集》第1卷第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7] 《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26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8]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44页。
[2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0] 《中国现代美学丛编》第477、4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1] 项黎:《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中原》创刊号,194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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