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0年，近代中国研究的最大变化是打破了三大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论的一统天下，开创了多元的三大流派鼎立的局面。

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论的兴起和衰落

三大革命高潮为纲的基本思想最初是由胡绳提出的。作为一位诚挚的学者，他曾旗帜鲜明地主张思想和言论自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用在思想上就只是一种愚民政策，因为在利禄的诱惑与皮鞭的惩罚之下，不但谈不到思想自由，也根本谈不到思想。""思想自由还包含着发表思想的自由。假如思想可以自由，而偶语则须弃市，书籍尽付秦火，没有把思想说出来写出来的自由，那是假的思想自由。"(《胡绳文集》第72页，重庆出版社。)把他的学术见解意识形态化，用作笞打别的学者的皮鞭，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准确地说，三大革命为纲的理论和实践是特定历史时期群体互动逐步形成的意识形态。从50年代起，错误地把群众运动搬到学术文化领域，"兴无灭资"、"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唯心主义"等"革命"口号，接连不断地粗暴地践踏学术文化和知识分子。在这一背景下，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论有几个基本特征：1，标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往往有意无意地不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固有思想的全貌。例如，他们宣扬马克思对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反对英国侵略的支持，却闭口不谈他对这场战争体现的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分析。他们援引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赞扬，但无视他把这一落后的农民战争称为"魔鬼"等等的严厉谴责。2，宣称自己独得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真谛，动辄斥责与自己不同的学术思想观点为"卖国"、"买办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3，抹煞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独立性，自觉为当下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有些人因而一再留下随风转向、自相矛盾的尴尬记录。4，观念先行，削足适履，任意编排史料。5，不了解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有时也讲"百家争鸣"，却把百家归结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自己是如假包换的无产阶级。6，自觉与权势结合，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权势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压制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冀图扼杀有关学者的活动空间。它把近代中国研究驱入了万马齐喑的困境。

于是，这一领域的思想解放突出地表现为一大批原来被迫或自愿认同三大革命为纲的史家，纷纷冲破思想牢笼，与其他史家携手，质疑原有结论，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义和团是戊戌维新的反动。它不分青红皂白屠杀外国人和沾上一点洋气或现代味的中国人，摧残现代文明。这是与文明古国极不相称的最可耻的记录之一，难怪鲁迅直斥之为"拳匪" (《新青年》第6卷第2号)。这类野蛮行径由被压迫的中国人干出来，是不是就变成有理了呢?

它给外敌入侵提供借口，招致首都被占，支付巨额赔款的奇耻大祸。人们常说，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或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这种说法显然是悖于实际的。沙皇俄国借口'护路'而派遣大军占领东北……这是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瓜分的真正开始。……英国派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并派炮舰驶入鄱阳湖，鸣炮示威……瓜分危机更甚于义和团战争以前。"（李时岳：《近代史新论》第212-213页，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无论对社会进步还是维护国家尊严，它均无可取之处。把这称为革新或与戊戌维新混为一谈冒充革命，实在匪夷所思。

至于太平天国，史家们争论的焦点已是什么时候开始"封建化"。虽然还有人为之唱革命赞歌，不少史家则认为它不过是旧式农民战争的重演。《资政新篇》既未成为思想主流，更未付诸实施，以此为判断这场战争的主要依据，无疑过于勉强，何况在《军次实录》、《英杰归真》等著作中，他自己的思想也有重大变化。

三失其二，为纲云云，有所难言。

在三大革命为纲的桎梏下，一切与革命沾不上边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受到贬斥。20年的巨变之一是洋务运动已被看作是现代化的早期尝试；戊戌维新不但是系统改革社会制度的不成功的实践，在它前后的思想文化运动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头和预演。义和团事件后的10年新政也被系统研究过这一过程的史家断定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与此同时，曾国藩、李鸿章等在许多史家笔下已不再是脸上抹着白粉的卖国贼，叙述梁启超、胡适等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功勋已不再成为忌讳。

挣脱镣铐后的创造力也表现在一系列旧课题的新探索和新的领域的开拓。前者如《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冲破饱含民族主义情绪的把清帝国失败归结为误用奸臣、忠臣遭贬的模式，从社会制度对比的高度，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又如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的准确内涵究竟是什么?《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一书以土改档案和其他历史资料有力地证明以关中为代表的经济落后地区土地租佃率极低，而基于权势的人身压迫和依附却极其残酷。所谓反封建主要是"反霸"，反对政治特权和其他社会恶势力的压迫。城市史、租界史是前人很少涉及的荒原，一部千页的《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代表着这一领域的新成就。法制、宪政、知识分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早期左祸史的研究都写出了引人注目的论著。以左祸史的研究来说，其中一项杰出成就是史家费尽心力终于弄清了错杀上万人的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真相，不但推动了这一重大冤案的平反，也让人们懂得不能把左祸原由简单归结为坏人(如康生)作祟，或某一错误路线的专利。有的受王明路路线排斥的领袖，也干出骇人听闻的大错事，个中缘由，引人深思。

三派鼎立后的争议

这些进展打破了三大革命高潮为纲论的一统天下，开始出现多元格局，逐渐形成了三大流派鼎立互动的局面。

首先是认同三大革命高潮为纲的部分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的史家，厌弃以势压人的伎俩，出现了向现代学术流派转化的迹象。

其次，包括笔者在内的一大批史家，主张以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程为观察和判断一切历史现象的基本线索。这是发展最为迅速的流派，出版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论著。以此为取向的史家在方法上通常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弄清史实为基本出发点，强调言必有据。二是遵守现代学术研究的规范，尊重和珍视学术自由。

再次，作为对棍子党和所谓"以论带史"的霸道学风的反动，一些史家着意让价值判断退隐，主张寻求历史真实，"为学术而学术"。他们多半是受过良好现代史学训练的中青年史家，大都成果累累，卓有成就。

后两家是自发形成的治学趋势，既无纲领，更无独立的组织或领袖，但代表着现代史学在中国的进展。

不过，一些坚持意识形态史学的人士对这一局面很不习惯，他们一再利用手中可以动用的权力资源，一次又一次发动所谓批判和斗争。它与现代社会正常的学术争论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1，冀图以权力压服对方，等而下之的更干出编造材料打小报告的勾当。2，不讲史德，肆意歪曲论敌的观点和论据。3，联想力丰富，动辄把学术分歧提升为政治分歧，总是冀图以"卖国"、"反对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在中国份量惊人的政治帽子戴在别人头上。4，不下苦功收集和研究史料，爱讲空话大话。更差劲的进而把形式逻辑置诸脑后，简直语无伦次。有的甚至连批判的书都没有读过，便能炮制出洋洋洒洒的大文。

他们的责备通常围绕着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没有坚持把战争等同于爱国，和平就是投降；敢于剖析中国政府和士绅的愚昧，揭露制度落后和决策错误造成的严峻后果。在他们看来这些都亵渎了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

第二，没有把西方在华人士一概视为侵略者，敢于肯定其中一些人干了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好事。没有把列强侵占的香港和租界说成